《隋书》用一段杨广“弑父淫母”的“香艳、阴谋”故事记录了隋文帝杨坚之死，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隋书》有关隋炀帝“弑父淫母”记载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
隋炀帝下江南并非愚蠢 江都才是他的“老巢”
三征高丽失败之后，往昔强盛的大隋帝国境内已烽烟处处，形势非常危急。
隋炀帝杨广感到自己的威望难以镇得住他手下那些门阀贵族，在感觉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认同他时，他害怕了，他感觉这个被众多关陇门阀贵族包围着的帝都长安不再安全。于是杨广又干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皇帝置国家的政治中心不顾，却流连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虽然当时的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城长安比起来依然差得太远。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国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乱了之前已经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个上层无力化，简直是变着法子走向国家毁灭的境地。
不过站在杨广的立场换位思考下，会发现杨广下江都其实非常顺理成章。
杨广在隋文帝开皇八年为行军元帅，统辖九十路总管，雄兵五十一万八千渡江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统一全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陈朝之后，为了巩固对江南的统治，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扬州即江都。
比起长安，江都才是杨广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远比呆在贵族门阀林立的长安更能令杨广舒心。当然盗贼蜂起也是杨广最终下江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隋末的农民起义，北方比南方严重得多。杨广并不是一个白痴，相反他非常地聪明，苏威的那番关于盗贼越来越近的说法虽然让他非常生气，但是也确实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杨广身前有到处蜂起的盗贼，身后又有众多居心叵测的贵族门阀，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隋炀帝雄才大略 不应当完全被否定
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人们对秦始皇、唐太宗的功绩多有肯定，但谈到隋炀帝时却多是恶语。
隋唐时期的名臣魏徵亲眼看到隋亡唐兴的全过程，以隋为鉴成了他劝诫唐太宗时常用的法宝。为了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魏徵在主持编撰《隋书》时，不免要着重强调隋炀帝作为暴君的失误，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位“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雄心勃勃的君主的一切历史功绩。一千多年来，魏徵的观点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今天我们对隋炀帝的功罪的评价，应当能比魏徵他们更实事求是。
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修缮图书，结交儒生，按“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理念，大办学校；秦始皇用七十万骊山徒为自己修占地成千上万亩的陵园，隋炀帝生前没有给自己修陵墓，他埋在扬州，占地只有雷塘数亩田。
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然而，颇具才干的杨广却在执政14年后亡国，使隋朝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
历史学家的分析，也许都是隋亡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幽暗的历史角落需要照亮，那就是隋炀帝对官场贪腐近乎过度的包容宽纵。这种对腐败的宽容，令朝廷贪腐肆无忌惮、嚣张霸道，成为人神共愤、恶性扩张的社会毒瘤。
杨广“并不比其他皇帝更暴虐”，但纵容贪腐的结果，却使得民怨沸腾。征高丽、修运河的徭役征伐，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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