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军李广为何难封：《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竟然大不相同

李广，西汉时期的名将，才气无双，作战风格英勇顽强，屡次大败敌将，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对李将军英勇战斗的记载是《史记》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汉书》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史记》中的名篇是《李将军列传》，而在在《汉书》中是《李广苏建传》。自《史记》和《汉书》分别创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以后,它们一直是人们学习和谈论的对象。《史》、《汉》异同的比较,几乎成为我国传统史传文学的一条显眼的支流。

在阅读两部史书对李将军事迹的不同记录时，笔者觉得，在记载同一历史事件时，虽然存在着很大篇幅的重叠部分，但两篇文章运用的词句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细节语句尤为明显。细节的不同，使得我们不难发现其人其文语意和色彩也稍有不同。

一、《史记•李将军列传》重在传情，《汉书•李广苏建传》主在传事

《史记》、《汉书》皆传其性情，传其事迹。然相比之下，《史记》更重传情，其笔下人物，多有情有性，有声有泪，而于其事，大多从简，《汉书》更重传事，每传一人，则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

《史记》中，李广虽然身经七十余战，但司马迁仅取其两三战事，然李广精于骑射，长于治军的胆略神勇和正直廉洁，轻财爱士的高尚情操，却表现淋漓尽致。《李将军列传》更是英雄之气, 把英雄失路之情状写得冷慨悲凉，可歌可泣。李广从卫青出兵，失道受责，愤而自杀一段，真令人愤愤不平！明代茅坤曾说：“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琳漓悲咽可涕。”

相比之下，《汉书•李广苏建传》比《史记•李将军列传》更近于纯史，所以不甚动情。相对于《汉书》中的其他篇目，此篇记载已将算是比较富于情感的了，相对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仍然显得在叙事修辞等文学性方面略显苍白无力。在这方面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很好的进行比较。

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所述：“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1]

而汉书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吴楚反时，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战昌邑下，显名。”（《汉书•李广苏建传》）[2]

从文学角度上看，《史记》的“取旗”，在两军交战中，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壮举，通过更加具体的细节描写更能突出李广的英勇无比，然而，这一点的细节，《汉书》没有记载。

再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而汉书中的记载也略有差异，“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射杀之。”（《汉书•李广苏建传》）但从字面分析来看，就文学性讲，《史记》的“竟”字较为恰当。“竟”有“出乎意料”“极难完成”的意思，李广在被老虎抓伤的情况下，“竟然”还射杀了老虎，突出了李广的神勇。《汉书》的“亦”只能表示，老虎抓伤了李广，李广“也”射杀了老虎，难以突出李广的神勇。 在这一字之差上，更突出了“《史记•李将军列传》重在传情，《汉书•李广苏建传》主在传事” 的特点，表现班马两位作者不同的史学思想倾向。

班马两位作者不同的史学思想倾向也决定了两部作品中对相同题材的文学风格的不同，《史记》语言极富于感情色彩，真可谓“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谐。”在“中贵人之战”中，司马迁以匈奴军“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 “遂不敢击”，与李广军“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相对比，足见其钦佩之情，“李广、程不疑军事” 中， 程不疑治军的严谨刻板与李广治军的直爽粗犷相鉴照，又似闻其惋惜之叹。“自刎沙场”更是寄予了对英雄夫路一腔同情。 “如此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大大增强了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艺术感染力。《汉书》的语言则显得更冷静客观、更中庸持平，“不大声色”、“不甚动情”，俨然公允。

司马迁笔下叱咬风云，气吞山河，是血肉、是精神，而班固笔法严谨吐缺乏冲动，缺乏激情，未免有些黯然，这与各自语言的感情色彩直接相关。由以上分析可知：《史记》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书》则开后世正统史书一途；《史记》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书》则开后世纯史一路。

二、《史记•李将军列传》成一家之言，《汉书•李广苏建传》尽圣人之道

《史记•李将军列传》成一家之言，《汉书•李广苏建传》尽圣人之道，这一点在当时也是人们所认同的。杨雄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班彪指出《史记》“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3]班固批评 《史记》 “是非颇谬于圣人”甚至还有人称 《史记》为“谤书”。这些批评，虽出自贬意，然确不失中肯之见。对此，司马迁的《自序》也以“成一家之言”，供认不讳。这也就证明了，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难免有个人倾向的片面夸大之言，不甚准确。而班固的《汉书》“依经立义， 以圣人是非为是非”有明显的正统立场，仲长统即称 《汉书》“宗经矩圣”，班固的 《叙传》也自谓“纬《六经》，缀道纲”、“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班固囿于儒家之价值观念，也难免有所删减，仍会“详记其言，已警后世”，但作品的分析也会不可避免的会有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子

如，对李将军一生的评价，《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汉书卷•李广苏建传》中的评论却是更有“宿命论”倾向的。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汉书》较《史记》的评论，多了几句话。《汉书》的“三代之将，道家所忌”，于古人而言，还是有一定道理与可信度的。然而，《汉书》接着说“遂亡其宗”，则稍有不确。“遂亡其宗”的原因，可能不是一句话能够简单地解释明了的，但借用“汉恩自浅胡恩深”一句来解释，可能还是颇有道理的。

为了有助于理解 《史记》与《汉书》的这一差异，可以再对比一下《论六家要指》与《王命论》。《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所作，《王命论》为班固之父班彪所作。司马迁将《论六家要指》全文收入《史记》 ，班固也将《王命论》全文照录于《汉书》 , 这分别构成他们各的家学渊源或文化学术背景。《论六家要指》不守成规而博采众长，以“成一家之言”，主张“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 《王命论》则“宪章六学”，墨守经义，维护正统，不敢越雷池一步，表现出明显的迂腐气和保守性。不同的家学渊源和写作指导思想也就决定了“《史记•李将军列传》成一家之言，《汉书•李广苏建传》尽圣人之道”引领了不同的史传文学发展方向。

三、综述

在对比两部史书对李将军事迹的不同记载时，我们不难发现汉代以来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指导思想倾向性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它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更加深入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而且它也确实给创作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关于这点，通过《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的比较分析已得到了鲜明印证。指导思想倾向性基本表现的是对人性进行深度的发掘，同时是也有助于对人物间情感关系的深度拓展，使作品中的形象更丰满、更吸引读者。因此，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能完全排除不同作者的主观指导思想倾向性的描写。相反，恰到好处的描写往往会使形象的塑造熠熠生辉，其关键在于作者创作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如果用这样科学的比较标准展开研究，应该说像《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的比较分析这类史学中的古老课题，现在还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