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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不知身是客,吾心归处作故乡——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4-06 0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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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伴下,由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二月初一,苏轼抵达黄州,而住哪儿却成了问题。

因朝廷规定,像苏轼这种戴罪异地安置的“官员”,不享受住房、工资、补贴等福利,吃穿住行都得自理。还好城外定慧院僧人相邀,父子二人才有了落脚处,安心等待家人的到来。

能得此清静之所的接纳,实则因由太守徐君猷乐道尚文,特别仰慕苏轼的文采,而给予了照顾。后两人性情相投,视彼此为知己,更多了佳话流传至今。

苏轼贬谪之地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市,依托长江优势,经济文化繁荣,历史悠久浑厚。但在千年前,这里却是偏远、荒芜之所,人烟稀少,物产不丰,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而被剥夺了官员待遇的苏轼,将如何克服艰苦条件、养活一家老小呢?

此时考虑此问题还尚早,因为家眷还在路上呢。

暂时安顿下来的苏轼,一时间无所事事,作息饭食便同僧人。除此外,他早晚会围着寺院的树林转悠,以散步来消遣,慢慢地,人静心空,思绪沉下来,过去的种种犹如影像放映少年时的出类拔萃,青年时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的窘迫受困,都源于何故、起于何因?

回想起来,在贬谪黄州以前,苏轼虽未在朝堂上大展拳脚,却在地方干得如鱼得水。太守之职,赋予了他最直接的决策、指挥和处理权,因而苏轼治理管辖区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步骤去规划和实现,做起来政令通畅,往往事半功倍。所以,在“乌台诗案”发生前,苏轼仕途算是一帆风顺的。对于“乌台诗案”这猝不及防的挫折和打击,还来不及认真思考总结,便风尘仆仆地到了黄州。眼下寄居寺庙,腾出了厘清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他开始问自己,有人跌了一跤,躺着怨天尤人;有人摔了跟头,爬起来顿悟了。自己该怎么做?

在定慧院的日子,很悠闲,也自在。苏轼去山林里探幽觅胜,到江那边寻友访朋,坐禅院中听佛问道,他开始真正走进宗教,并尝试由此获得心灵平静和生命安宁。

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道:“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这篇记很有意思,苏轼说自己得罪权贵是早晚之事,究其原因,秉性使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它流淌在血液中,深种在骨子里,与元气、精神、思想融为一体,不是改革自新就能根除的,迟早会发作,倒不如皈依佛门慢慢洗涤心灵之垢。

梦里不知身是客,吾心归处作故乡——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

所以,他在文中写道:“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当真能“一洗之”吗?苏轼多舛的人生,给出了答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苏轼曾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既然无法改变初心,那就守护它吧。所以,佛教于他,是精神超然,境界升华;是灵魂依托,生命勘破,更是了然彻悟后的拿得起、放得下。

在黄州的日子,有初心保驾护航,苏轼注定会过得有滋有味、肆意洒脱,这才是那个本真率性可爱的他。

五月二十九日,家眷抵达黄州。得太守礼遇,一家人搬进了临皋亭。这是一座官府水路驿站,人流不大,几间陋室,足以存身。有家,就得过日子。日子,就是柴米盐油。好在夫人王闰之善持家、会打算,她将所有财物做了统筹规划,以确保家人能暂时衣食无忧。当然,苏轼也参与其中了。他在与秦观的信中自豪地推广了这种“精打细算”的做法:“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苏轼说,用如此办法,足可以支撑家计一年有余,待钱物用尽时,自有办法解决,不必过分担忧。

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苏轼又至一新境界也。

日常用度安排好了,苏轼便开始改善居住条件,二十多口人挤在潮湿狭窄的临皋亭也不是个事儿。于是,经朋友帮助,终得官府批给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美其名曰“东坡”,他遂以“东坡居士”自谓。“东坡”上有座亭子,有旧屋三间,苏轼于下方再建房舍五间,于隆冬竣工。他又将厅堂四周漆得白如雪,适时雪花纷纷扬扬,远处一瞧,屋外屋内浑然一色,于是房屋得“雪堂”雅称。自此,“雪堂”就成为苏轼宴请宾客、修身养性的精神之所。

与此同时,他还在“东坡”上开垦出十亩农场,做好了自耕自种、当好农人的长远准备。

从官员到农民,从知识分子到体力劳动者,从文学家到老百姓,挽起裤腿、撸起袖子、戴上斗笠的苏轼与农人无异,他把精力转移到了栽秧耕种、筑坝养鱼、植树摘果等农活上。请教老农农技,搜集优质菜种,寻找活水源头,修理茶树果蔬,忙得不亦乐乎,虽累却充实无比。

有时,或行于乡间小路,或走在田垄地头,或黄州城里来去,无人知是苏轼,他同所有农人般,扛着锄头晚归,遇到乡邻闲聊,碰见稚童逗笑,遭遇歉收发愁。摘去“冠冕”的苏轼,生活简单如许,他在《东坡》中说:“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梦里不知身是客,吾心归处作故乡——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

后人称赞苏轼豁达、开朗、天真、豪情,实则是说他于何时何境下所展现出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姿态,就像他在黄州时创作的文学作品,无一不透着恣意洒脱,奇雄豪迈、格局天成,篇篇精绝,令无数才子竞折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劳作的辛劳,生活的艰难,日子的困苦,在苏轼笔下,却只是轻描淡写、意趣盎然、生机蓬勃。避朝廷之机锋,遁江湖以致远。当下,正是人间好时节吧。

很多人喜爱苏轼,便是从黄州这一段开始的。三年时光,他到底有多少令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呢?

先得从交友说起。有人说,要看一个人的魅力,直接看他的朋友圈就一目了然了。苏轼的朋友圈在“乌台诗案”中暴露了个底朝天,他以戴罪之身来到黄州,还有人敢亲近他吗?答案是肯定的。苏轼到了黄州后,很多朋友不远千里来看他、陪他,甚至有人就在黄州“等”着他。譬如陈慥就住在岐亭北,两人没事就在一起吹吹牛、聊聊天。譬如黄州太守徐君猷武昌太守朱寿昌,有了好酒好肉便会叫上苏轼一同享用。譬如追随苏轼二十多年的“真爱粉”马正卿,是他帮苏轼争取到了五十亩东坡地。譬如四川道人杨世昌,在黄州与苏轼论道一年有余,此人也是《前赤壁赋》中所描述的吹笛之人。譬如和尚参寥,从杭州来与苏轼说佛讲禅。譬如在“雪堂”与苏轼谈书论画的年轻的米芾。又如苏辙的几位女婿轮番来探望他……

在苏轼的笔下,邻居们也那么天真可爱。他与邻居庞大夫、郭药师、潘酒监、农夫古某等成为好朋友,与他们说话、做事时很是不拘小节。他吃到刘监仓家中的酥饼,觉得味道不错,便问:“饼这么酥脆,有名吗?”答曰:“没名呢。”“那就名‘为甚酥’吧。”还有一次,他到潘酒监家饮酒,入口只觉味酸,便脱口而出道:“这酒肯定是做醋时放错了水吧?那就叫‘错著水(放错水)’吧。”说话不经大脑,做事不懂圆滑,在朋友面前,苏轼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情商低到了极点。也许就是这般真情流露,苏轼才能与名流显贵、村夫野老、和尚道士、歌伎农妇成为挚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见谁都是好人,心思单纯,性情天真,这便是苏轼的可爱之处吧。

苏轼在黄州,被好友挂记,也被朝堂之人关注,神宗皇帝也对他多加留意。有次神宗正在用饭,忽闻苏轼病逝,陡然心情低落,进食再无滋味,连忙传召朝中一大臣(苏轼亲戚)询问。传召之急迫,足见神宗对苏轼的关爱程度。后证实苏轼只是得了病,几月未出门,待身体好后出了“雪堂”,谣言才终止。

苏轼很是好玩。黄州附近的山山水水,他都踏遍了。时临长江凭栏眺,或宿江上观夜月,又往寺庙寻静谧,偶攀赤壁望沧海……他着短褂,穿芒鞋,拄竹杖,披蓑衣,朴素又接地气,让人顿生好感。

苏轼喜好小酒,时常醉酒。有次从城里返回“雪堂”时,有段黄泥路不好走,醉意正酣的苏轼却挥毫写下了《黄泥坂词》:“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苏轼绝大多数的佳作都源于偶得和顿悟,与生活息息相关。

梦里不知身是客,吾心归处作故乡——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

还有一次,苏轼独自乘舟在江上喝酒,酒酣处诗兴大发,偶得佳作《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承想,有好事者歪解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为苏轼要驾舟跑路了,害得太守大为吃惊,生怕苏轼从自己的地盘上消失而无法向朝廷交代,赶紧前往“雪堂”一探究竟,却见苏轼正鼾声如雷。后来,这谣言又传到宫中,不知神宗作何想,许是见怪不怪了吧?不按常理做事,不按套路作诗,苏轼总是这么让人欢喜让人忧啊。

苏轼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美食于苏轼,是爱好,是逸趣,更是乡愁,因为他总能将家乡的风味传播得很远很远。在黄州那几年,苏轼发明了很多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但美食再好,也不能贪嘴,苏轼就在《节饮食说》中说:“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食有量,酒有度,方是养身养气养福之法。守度、有度,何尝不是人生大学问呢?

贬谪的日子虽清苦,苏轼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灵满足,仿佛来到了方外世界:“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黄州于苏轼,是收获,是蜕变,是升华。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把控生活幸福感,追寻精神超越感。同时,他还不忘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知道当地有杀婴恶俗时,愤而写了一封《与朱鄂州书》:“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杀婴是灭绝人性的恶习,在请求官府制止的同时,苏轼还全力组织了一个救儿会,邀请正直、热心、善良的人士加入会中,共行善举。他们推举有爱心、善心、慈悲心的古某担任会长,向各方募集救助金,用于给贫困婴儿购买米、衣服等必需品。同时走村串户开展贫困孕妇调查,允诺她们如果将婴儿照顾好,便会赠予孩子生活用品。苏轼还带头捐款,并加大了救助力度,让更多的新生儿获救并成长。在自身生活窘困的情况下,在无公文签署权和行政干预权的尴尬中,苏轼仍然关心百姓、关爱生命,行义举,做善事,初心不改,不忘使命。

在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最快乐的日子,他将自己置身于简单中,他将心灵放飞于山野间,他将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他向邻居讨了果树苗,想着明年就会开花,之后便会挂上果子了吧。他想,如此过也是极好的。以至于来了一道诏书让他挪一个好地儿,他都纠结着要不要就此拒了皇帝的好意。

考虑再三,苏轼承了神宗美意,作别亲手垒砌的家园,作别黄州的山水,作别相送一程又一程的邻居好友。此刻的心情,真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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