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梦溪笔谈》，无所不包，尤其是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让八百多年后的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亦不禁赞叹，他以敬佩的口吻称《梦溪笔谈》可作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而称《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
然而细究沈括其人，若抛开科学方面的成就，才发现他不但是一个首鼠两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受虐狂。
明刻本《梦溪笔谈》
首鼠两端
公元1070年，王安石当上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推行新政。沈括积极参与新政，天天鼓吹新政怎么怎么好。因此，他被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列为王安石亲党名单的第十五位。但是由于反对派的攻击，加之变法派内部严重分裂，导致变法很难持续下去。
公元1076年，王安石再次被罢去宰相一职。沈括时为三司使，一看靠山倒了，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新任宰相吴充问及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法”，也就是由原来的各户轮充差役之法改由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官府募人代服徭役的新法。沈括立马表示，这不合理，应当减免穷人的役钱。光向吴充问说不算，他还把这建议直接上奏宋神宗。
他这前后不一的言论，立马被侍御史蔡确抓为把柄，弹劾其“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宋神宗一看沈括是这么个人，甚是厌恶，遂罢去其三司使、翰林学士等职，贬知宣州。
这么一来，沈括是既为新党所不容，又被旧党鄙视，搞得里外不是人。
王安石画像
诬告苏轼
王安石搞变法，苏轼可是坚定的反对派，接连上书指陈新法的弊端。这还不算完，公元1071年，苏轼主持科举会试，他在给考生出的一道试题中，直接讽刺王安石专权。王安石怒不可遏，让御史抓他的小辫子。苏轼一看情况不妙，果断请求外放，冀以避祸。神宗遂把苏轼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
当时的沈括，有了王安石这大腿，可谓是春风得意。公元1073年，沈括作为两浙访查使，到浙江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之前，沈括按照惯例，去向神宗辞行。神宗嘱咐他说：“苏轼在杭州当通判，你要好好对待他。”
带着神宗的嘱咐，沈括来到杭州。两人虽说政见不同，但两人同在馆阁共事过，算起来也是老同事，因此公事而外，两人不免置酒叙旧。苏轼的笔杆子，天下皆知。沈括趁此机会，向苏轼索要近年新作的诗文，苏轼也没多想，便把自己新写的诗文抄了一份给他。
沈括一回京城，立马开始关照起这位老同事来，他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所谓的诽谤新政的语句，再强行歪曲解释一番，然后上呈给宋神宗，给苏轼上纲上线，来上这么一套。神宗虽没处理苏轼，沈括白忙活一场，但这种方法，却被新党借鉴，让苏轼差点一命呜呼。
苏轼雕塑
公元1079年，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苏轼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虽是例行公事，但难免带上些个人情绪。新党李定、舒亶等人如获至宝，他们挑出这些句子，再从苏轼其他诗文中挑上一堆文句，断章取义，构陷苏轼，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蹲了五个多月的大牢，被审来审去，甚至差点掉了脑袋。
若说“乌台诗案”沈括是罪魁祸首，那是胡说八道。“乌台诗案”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当时主持新法的王安石早已罢相，而其他执行新法的人物也相继离开朝廷的情况下，神宗想要继续执行新法，必须拿出手腕来，而恰好苏轼这个旧党被新党放到枪口上，神宗想借机杀一儆百，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论如何，沈括总与该案有那么一丝牵连。即便不论此案，仅以他干的事论，亦数小人行径。
宋神宗
喜欢被老婆虐待
沈括娶过两人老婆，第一任早早就去世了，晚年他又娶了一任。这女人姓张，性情凶猛暴虐，对沈括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甚至将其胡须连皮带肉的扯下来。儿女们号泣着代为乞饶，张氏就当没看见，想怎么家暴就怎么家暴。而沈括除了忍受，拿她一点办法没有。
这张氏不但家暴沈括，对其前妻所出的儿子更是直接撵出家门。沈括偷偷给这儿子一些东西，结果被张氏知道，便直接到府衙告状，极尽诬陷之能事，吓得沈括把前妻之子安置到了外地。
沈括就这么过了十几年，后来张氏病逝，大家都替沈括感到高兴，家暴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没了张氏，沈括却成天恍恍惚惚，坐卧不安，好像丢了魂魄一样，甚至要跳江自杀。没过多久，沈括也死了。
沈括雕像
对于沈括这一“反常”举动，记载这件事的宋代人朱彧认为：“余以为此妇妒暴，非碌碌者，虽死魂魄犹有凭藉。”这自然是碍于当时的认知所做出的迷信判断，沈括这种情况，英国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专门讨论过：
施虐恋的定义，普通是这样的：凡是向所爱的对象喜欢加以精神上或身体上的虐待或痛楚的性的情绪，都可以叫施虐恋。受虐恋则反是：凡是喜欢接受所爱的对象的虐待，而身体上自甘于被箝制，与精神上自甘于受屈辱的性的情绪，都可以叫受虐恋。虐恋的行为——无论是施的或受的，也无论是真实的、模拟的、象征的、以至于仅仅属于想象的——在发展成熟后，也可以成为满足性冲动的一种方法，而充其极，也可以不用性的交合，而获取解欲的效用。（注：潘光旦译注本）
说白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受虐倾向。
另外，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怕老婆事件，有很多都存在很大水分，但沈括这事，可信度却很高。因为记载这事的《萍洲可谈》的作者朱彧与沈括的关系可不一般，朱彧的二姐的丈夫，正是沈括跟张氏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