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祭”文天祥---百无一用是书生（八）
记载这次“生祭”事件的人，是元初大臣程钜夫。1314年（元延祐元年），程钜夫应王幼孙第六个儿子王贞生之请，为王幼孙写了篇《自观先生王君墓碣》文，叙述了这件事。应该说是可靠的。现《吉安栋头王氏族谱》中有该祭文的全文。
二王的“生祭”文天祥出现在庐陵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土壤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讲气节，重友情。身为状元宰相的文天祥，是当时南中国一面抗元的旗帜，其品格和才学都是当时整个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故王炎午、王幼孙们有“四忠一节，待公而六”的期望。这也是促使王炎午、王幼孙们“生祭”文天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象王炎午一样，当张弘毅把文天祥的遗骸从燕京运回庐陵安葬时，王幼孙也怀着异常的悲痛的心情，用泪水写了一篇《祭文丞相信国公归葬文》，以哀悼和祭奠自己的好友。王幼孙这篇《归葬文》和前面提到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载《吉安栋头王氏族谱》、《文氏通谱》和《庐陵县志》、《吉安府志》。从祭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王幼孙与文天祥的交情非同一般，其程度可能比王炎午的还要深。
文天祥没有辜负友人的期望，用生命谱成了一曲响彻天地的《正气歌》。他牺牲后，王幼孙笃于友情，坚守着民族节操，守经执礼，浩然以终。生平著有《中庸大学章句》、《太极图说》、《易通》等。
其实，忽必烈也并不想杀他，还养了他三年，丞相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故《宋史·文天祥传》有这样的记载，文山先生曾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思很明白，就是文天祥曾经对元朝政府表个态：如果你们把我释放了，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到江南故乡，我可以给你们当一个不在编的当政治顾问。
显然文天祥不是只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他也是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也自有他现实的考虑。只要我们不是站在宋朝皇帝的角度上看问题就得承认，他有这个权利，这是一个比死亡好得多的选择，于国于民都没有坏处。后人多有质疑此传者，但举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只是说“不该如此”，说到底，是怕我们心中的英雄还不够高大全而已。
其实他和明末清初的洪承畴一样，都是被“活祭”的人物，只不过，生祭洪承畴的是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也许洪承畴觉得被生祭的级别太高，受不住，所以后来还是投降了。而生祭文天祥的是几个苟且偷生的遗民，因为，他们的最高主子当时已经“死了死了的”，想祭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文天祥只好一死了之。洪承畴的好坏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文天祥是由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幸亏文天祥选择了死，否则，真要万故千秋做骂名了。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两种人是必须死的，女人和英雄。一死则身价倍增，不死则打折优惠。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一个大户人家遭难，举家发往塞外为奴，他们怕新娶进来的年轻媳妇“受辱”，上船时故意把登船梯弄斜，希望她能主动投江做“烈女”。然而她偏不配合，手脚并用爬过去了。可想而知该“非烈女”日后的命运，别人让她“烈”她偏不“烈”，日后就只有挨打受骂的份了。虽然文天祥也考虑过以道士的身份手脚并用爬过去，但他已经身不由己。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文天祥身陷囹圄时，以王炎午、王幼孙为代表的一群忠肝赤胆的爱国志士们，一不想办法谈判营救，二不组织军队拼死抵抗，三更没有砸囚车劈木笼劫牢反狱的勇气，而是纸上谈兵，甚至口诛笔伐，写一通慷慨激昂的《生祭文》，还到处张贴，激励文天祥去死。试问这样的人，又有何用！？难怪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