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深感治学之不易，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未料一语成谶。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湖底，自此以后，这个书香门第分崩离析，子女们颠沛流离，尝尽曲折，在政治漩涡中身不由己。
王国维之谶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在留下的遗书中，王国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一生飘零，1925年，他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后，一家人才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这段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两年。他的去世又让妻子儿女开始了四散飘零的生涯。
如今，在王国维的子女中，尚在世的只有其长女王东明一人了。长期以来，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王东明总是不敢于人前提及自己的家世，更“不敢著书立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她就是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说，在年近百岁之际，她才“突然想通了”，在别人的辅助下完成了《自述》，对王氏家族走过的一百年进行回顾 。
早在“五四”时期，对“社会运动”常怀恐惧之心的王国维就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他担心在激进思潮和激烈政争的催化下，“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这番“预言”竟然一语成谶，自己的子女亦因此卷入时代漩涡。
从东瀛到清华
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907年病逝于海宁），育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1965年病逝于台湾，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1913年，王东明于父亲王国维流寓日本期间出生在京都八番地。那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男孩，女儿的到来为王国维带来了许多欢乐。1916年，王国维返国，到上海的“哈同花园”内任职。对此王东明说，那时父亲在日本的经济不能自主，生活主要依赖友人罗振玉资助，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日常费用，渐觉不裕。当时罗振玉因连年印书，所费也甚多，由此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遂先期返国。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王国维积累了多年的学识终于得到了发挥机遇。动荡的乱世中，在梅贻琦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园为一批学人营造了安宁的治学环境，王国维的一生成就，也在这里达到巅峰。而今忆及在清华园的日子，王东明既留恋又伤感。留恋的是她随父亲在清华园居住的日子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伤感的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相继失去了大哥和父亲这两位最亲近的人。
王东明说，父亲最爱她大哥王潜明，但不幸的是王潜明却于1926年感染伤寒症去世，此事给了父亲很深的打击，此后，一家人便很少再看到他的欢颜。
飘零一家
或许是出于对长女的疼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往学堂，而是被留在父亲身边，由父亲带着念《孟子》和《论语》。花了一年的时间，王东明学完了《孟子》，但是《论语》才学了一半，父亲就去世了，这成了王东明永远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
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感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
这是否是王国维无奈的选择呢？或是他有意让子女以平淡的生活度过时代的动荡呢？由于他很少流露内心的感受，少年时的王家子女也很难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用意。
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园，在海宁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陆续念完小学、初中，接着又前往松江女子高中读书。1941年，眼见着日军即将侵入上海租界，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登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193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机床厂工作），妹妹松明、三哥贞明、四哥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王东明说，抗战胜利后，台湾宣告光复，她的三哥王贞明和四哥王纪明调往高雄海关工作，妹妹松明也到由高雄海关、港务局、要塞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办的子弟学校任教，母亲也于此间到了台湾。1948年7月，她住在五弟家，得知妹妹所在的子弟学校缺少人手，她就想过去任教，正好在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六弟登明正过暑假，也想到台湾去游玩，于是姐弟俩就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后来到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感觉是“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不久后，六弟登明返回上海。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海峡两岸从此隔绝数十载，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
38年后的重逢
由于早期的生活太不稳定，一直到了1950年，年近40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而成婚，先生陈秉炎是1949年后来台的国民政府官员。1953年春，台北县永和镇（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实物配给工作，一直到1982年退休。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她就开始与三哥和五弟、六弟商议在香港见面的事情，当年9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了。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过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在大陆。1941年时，他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到了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台北，他没有跟去，而是留守上海等待接收，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权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六弟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知道，她的二哥因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自尽。几十年前，身为父亲的王国维曾苦心劝告子女要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那时他经常因担心“最可怕之社会运动”会在中国爆发而忧国伤时，后来谁能料到，父亲的这些担心居然一语成谶，竟然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应验了呢？
重回清华园
1990年，王东明的老伴陈秉炎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为排遣哀伤和寂寞，她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到大陆、美国等地去走走。对清华园念念不忘的她，一直把那里看做是自己的“娘家”。1990年中秋，在别离大陆42年之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娘家”之路。在清华，校方安排王东明一行住在梅贻琦故居，并派专人陪同寻访，这使王东明感受了“娘家人”的“人情味”。
在台北的家中，整理父亲遗物成为王东明在退休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凡是遇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资料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是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通过这种方式，她对父亲和自己的经历进行回望。
当年没有认真跟着父亲念书的她，到了晚年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总会怆然而泪下。一直到这时候，她仍不愿对人说自己就是王国维的女儿,在成都的五弟王慈明也和她一样，除了一些同事，没有多少人知道王慈明就是王国维的儿子，因为他几乎不提及自己的家世，一直到了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发现”,原来王国维的后人已经在成都“隐居”了50年，此时的王慈明已经是91岁的高龄。
随着兄弟姐妹的不断凋零，仍在世的只剩下王东明一人，眼见父亲的学术在被“重新发现”后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视，她开始改变“不写回忆录”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