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像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州人，清末外交家，曾出使日本等国，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是系统研究日本最早的中国人之一。黄遵宪也是清末诗界革命领袖，提倡“我手写我口”，以新文明新事物入诗，影响深远。
1870年代的广州城
广州是清末较早与外国开埠、通商的城市之一，也是西学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不过从这张照片来看，看不到什么西式建筑，还是低矮的中式楼群，远处是一座古塔。
1893年的日本东京公园一角
此照片由英国工程师威廉·伯顿年拍摄，时间恰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从图片中看，里面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远处则是一幢西式高楼，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所取得的进步与成果。拿它与前面1870年代的广州老照片对比，便可看出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并非偶然。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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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有两本书受到国内很多人的重视，甚至光绪皇帝都将其作为案头书籍，仔细研读，以致于有人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权者早读了这两本书，甲午战争中国就不会失败。
这两本书，一本名叫《日本国志》，另一本名叫《日本杂事诗》，它们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名叫黄遵宪。
上述说法，也有不确之处，这两本不是没有“早布”，《日本国志》虽然1895年才得以正式刊行，但该书成书于1887年，1889年薛福成就已经看到，深为赞赏，并为之做了序。换言之，该书早已经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日本杂事诗》比《日本国志》成书更早，1879年就由同文馆印行，差不多同时，王韬又在香港将其刊行。
《日本国志》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史，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的情况，重点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日本杂事诗》虽是一部诗集，但几乎都是实写记录，同样记载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政、风俗和物产等，具有“诗史”的意义。两本书是可以互为参照来读的。
也就是说，早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就有人在认真研究日本，而且此人的身份还是清政府驻日本参赞，他写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寄情赏玩，而是着意于了解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相当于公文报告，清政府掌权者不可能不知道的。
知道了又如何呢！如果没有引起重视，那就等同于不知道。实际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再来看看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仅举一个例子：1886年和1891年，北洋水师两度访问日本，不是为了交流，而是去示威。可以这么理解，当时的掌权者，具体来说就是李鸿章及其背后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虽有“防日”之想法，但他们的做法就是从欧洲买回铁甲舰，去吓一吓日本。在这种心态下，他是不太可能真正重视黄遵宪写的关于日本的书的。
那么，黄遵宪为什么又会研究日本，写下这两本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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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48—1905），今广东梅州人，少有诗才，十七岁时就做诗云：“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这个认识也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因为自古中国谚语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中国绝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都是通过翻阅、考证、摘抄典籍等方式来做学问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如顾炎武才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黄遵宪先游历广州、香港等地，读了不少“时务”之书，后又北上烟台、天津和北京等地，认识了丁日昌和李鸿章等重要官员。1876年，黄遵宪中了举人，但他志不在此，无意再通过科场做官，而是在他中举之年，应何如璋之邀请，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
自1877年开始，黄遵宪在日本度过了四年时间，这是他写《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起因。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何如璋先后向清政府上书文件十万余字，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黄遵宪草拟的。文件分析了日本国情，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可惜清政府没有采纳这种正确意见。黄遵宪做诗《流求歌》以抒愤。
黄遵宪还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曾上奏建议在朝鲜驻扎办事大臣。1880年，黄遵宪将自己写的《朝鲜策略》小册子赠与朝鲜信使金弘集，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共同抵御俄国。
日本期间，黄遵宪还读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1882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刚到任，就遇上美国排华事件。美国当局以华工住处不卫生为名，逮捕了很多华工。黄遵宪在华人居住区视察过后，然后又去美国监狱探望被关华工，并责问美国官员：这里的环境难道比华工住的地方干净吗？美国官员无以应答。后经多方努力，被拘捕华工被释放，黄遵宪又动用国际法，争取到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从此华工来往中美之间，有法可依。
1885年，黄遵宪自美国回国。1889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黄遵宪以二等参赞身份，一同赴欧。
1891年，经薛福成举荐，黄遵宪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直到1894年回国。
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召见黄遵宪，问他：“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1897年，黄遵宪被派到湖南，先任长宝盐法道，后任按察使，和巡抚陈宝箴一起试行新政。
光绪想以日本为榜样，实施变法，拟派黄遵宪再次出使日本取法。黄遵宪还未走，戊戌变法就失败了，迫于英、日等国的压力，特别是考虑到黄遵宪是日本已经正式表示接受的出使大臣，慈禧对黄遵宪网开了一面，因而他并没有如其他维新派一样被杀害，而是被革职，回到了老家。
黄遵宪日记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周作人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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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志》，共四十卷，分十二志，共五十余万字，记古史简明扼要，记明治维新史则非常详细，论述其经过及得失利弊，并时时推论及中国，因此，目的性和针对性很强。
《日本国志》强调日本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国家，古时“无一不取法于大唐”，现在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其《学术志》中一段写日本学习西方的情况，读来尤其让笔者感慨不已，兹录于下：
“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管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百六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
这段话一是说明日本人民智开发之快，让人惊讶，二是说明明治维新的核心领导人物，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几乎都是从欧美留学、考察归来的中年人和青年人。这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亲自去欧美考察学习过和没有出去过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二手资料和别人讲述西方文明与自己切身去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切身感受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本质，才会在自己国家的维新改革中找准方向，日本之所以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实际根源在于此。反观中国，虽然也有人到欧美考察、学习，实际情况则是，第一批留美幼童没完成学业就被撤回来了，郭嵩焘等人虽是士大夫阶层，但他们出国的主要目的是搞外交，并不是去学习的，所以回来后，他们就遭到排挤，他们的思想也不被人理解。中国洋务派最重要的领袖李鸿章第一次到欧美，已经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都是来自于书籍和别人的转述，对西方文明他并没有切身的了解，所以他就没有真正的触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黄遵宪把《日本国志》里他记载的一些实质性改革措施，后来运用到了实际操作当中。比如他详细介绍过日本的西洋的警政，认为“欲治国安人，其必自警察始”，后来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试行新政时，就成立了“保卫局”，实际等同于警察局。
前文说过，《日本杂事诗》具有“诗史”的意义，其内容可以与《日本国志》相互参照阅读。比如关于警察制度，在《日本杂事诗》的注解中，黄遵宪就称警察为“西法之善者”。
黄遵宪更多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被后人所知，他和龚自珍，并称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领袖，其著名诗集除《日本杂事诗》外，还有《人境庐诗草》等。《日本杂事诗》问世后，刊行过多个版本，期间黄遵宪做过多次修改，直到1895年才完全定稿。
黄遵宪的诗，并非吟花诵月之作，而是关乎现实和时代的政治诗，比如日本吞并琉球后，他就做了《流求歌》；冯子材大败法军后，他做了《冯将军歌》；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他又做了《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等诗。出使美国、欧洲和新加坡之时，他都有诗作问世，或关乎时事，或关乎国政，或关乎地理风俗，等等。
黄遵宪的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和新名词，比如《日本杂事诗》中他就这样写到了新闻纸：“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他这样写日本人学习西方文明：“《化书》《奇器》问新篇，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
他这样写日本取法英法德等国建立的海陆军士官学校：“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有飞车”。
在美国看了美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后，他这样写道：“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蓗。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黄遵宪当时被称为“诗界革命领袖”，影响深远。其诗价值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他第一个喊出了“我手写我口”这个革新口号。这是在观念和思想上对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古典诗歌的一个反叛，同时也对后来的新诗写作者如胡适和郭沫若等人产生了重大的启迪，对当代诗坛口语诗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句话出现在他的《杂感·大块凿混沌》一诗当中，现抄录如下：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
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
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
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
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离，高炉蒸香烟；
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其二、在于实录，更在于开新风气，写了新东西、新概念，表达了新思想，等等。这也是落实“我手写我口”的切实可行的手段。虽然现在看来，他把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比如新闻、火轮舟车、自由等装进古体诗形式中，让人读起来有种怪异别扭之感，有鞋不合脚之感，但这恰恰说明的是创新之难。在他的时代，黄遵宪这么做，实际上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至少他让看起来典雅的、一本正经的古体诗，已经不那么像古体诗了。后人觉得其诗读来有怪异之感，恰恰说明他正在破坏一种旧有的美学观念。就像在一块地基上盖房子，总得先把旧房子给破坏掉、拆掉，黄遵宪就是这个破坏房子的人，至于建设新房子的使命，自会落到后来者的身上。后来的郭沫若和更后来的艾青，就是这样的建设者，他们创造出了新的诗歌形式，创立了自由体，并让新诗走向成熟。
文学总是会比直接的说教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黄遵宪当年用诗歌的方式宣传新文明，其价值又不仅仅限于在诗歌界引起了革命，而是推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的革命。
有意思的是，后世以诗推崇黄遵宪，他本人倒不以成为一名诗人为志向，去世前一年他曾写信给梁启超，说了这样的话：“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临终前又感叹自己“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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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思路再拉回到本文开头，黄遵宪的悲剧在于他的先见之明，变成了马后炮。实际上，这并非个例，而是晚清整个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所有的悲剧。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其书其思想在国内遭遇冷落，甚至有官员建议将《海国图志》列为禁书。相反，在日本，《海国图志》却大受欢迎，成为日本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必备书籍，连明治天皇也对其推崇备至，可以这么说，日本人了解西方，还是从魏源开始的。
魏源之后，又有王韬的著作，受到日本政界和学界的欢迎追捧，悲剧的是，王韬的思想和著作在国内也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重视。即便是郭嵩焘这样的官员，不也一样受到守旧官僚集团的排挤么！
革职归乡后，黄遵宪还在钻研西学，常常浏览关于化学、生物、电学等方面的书籍，还到外国医生开设的医院里听他们讲解剖学的知识，对培根和达尔文的学说也都有涉猎。同时他还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创办新学堂，并于1884年开始筹建藏书楼。
1905年，黄遵宪病逝于梅州，今天在梅州东郊周溪畔有他的故居—人境庐，面积虽不是很大，但里面藏有黄遵宪著作和他读过的书8000余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遵宪故居人境庐
位于广东梅州市东郊周溪畔，1884年春，由黄遵宪亲自设计建造，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摄影：关哲
黄遵宪故居内景 摄影：关哲
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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