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僧官风化案“：明中期后的堕落社会的真实标本

明代“僧官风化案“：明中期后的堕落社会的真实标本

文：老张在路上

时间：大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4月27日夜。

地点：北京城教坊司官办妓院。

人物：嫖妓者僧官常琇、妓女刁银课儿、报官人僧人觉亮等。

事件：大明成化十二年“僧官嫖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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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整个事件说简单很简单，就是一个佛门弟子不守戒律和法条去妓院嫖娼；说复杂也很复杂，这件嫖娼案牵扯甚广：佛门寺院、僧人僧官、卫所军侯、妓女小妾。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角色，每个人都成了别人眼里的丑角。

说案情起因。

明成化十二年（1476）4月27日夜，修武伯沈昱府中偷偷走出一位头戴毡帽的男子。他鬼鬼祟祟走到一家妓院。敲门后守门人放他进去，到了后半夜，这人又走出妓院。

这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从他从修武伯府中走出来时，就有一个年轻的僧人在后面偷偷跟着，直到他从妓院出来，再次进入修武伯府。

跟踪的这个年轻僧人，名叫觉亮。天亮后，觉亮把一纸诉状递进了刑部衙门。诉状上说，这位深夜偷偷嫖娼的男子，是位僧人，而且是明代第一大寺北京大隆善护国寺的八品僧官常琇。觉亮的状纸指控常琇嫖娼，还提到他和一名尼姑净山长期通奸。

僧官风化案，相信不但普通人感兴趣想知道内情，即便接办案子的有关部门和审案人员也很有兴趣弄人明白，何况他们职责所在，也不敢不问个明白。

刑部接状后展开调查，到妓院一调查，当夜接待常琇的是妓女刁银课儿，她被拘传到刑部提审。

先说说僧官。

僧官制度，是古代朝廷任命僧官管理佛教僧尼事务的制度。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统御佛教。僧官，即受命管理佛教事务的僧人，始于后秦，以后历代沿袭。

僧官有僧正、僧主和僧录等。僧正的职责是“自正正人，克敷政令”，以各项法度、戒律约束僧人；僧主的地位、职权类似僧正，有时为朝廷封的高僧亦称僧主；僧录掌管全国寺院、僧籍、僧官补授等，“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

明代僧官制度更为严密、更系统化，从中央到各府、州、县，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各级僧官有明确的品阶、俸禄规定，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考课有常，迁转有序，衣饰伞盖有别，其中央、府、州、县的僧司分别称为僧录司、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中央僧官有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府、州、县僧官分别为都纲、僧正、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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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明朝对妓女的管理。

明朝妓业极为发达，管理妓业的机关为教坊司。洪武初年，南京“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此外还有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夜半，忽遗漏，延烧脱欢大夫衙……复移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

明成祖朱棣入南京城后，镇压反对者，手段之一是把所谓的罪臣之妻女送到妓院为妓：“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方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

明中期的宣德年间，因为妓院太盛，世风日下，朝廷开始扫黄。娼妓“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闾。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官妓虽然受到打击，但民间妓院却越来越兴盛。“弘治、正德初，良家妆饰，耻类娼妓。……近时，治容犹胜于妓，不能辩矣，风俗之衰也。”

良家女子的衣着打扮纷纷向妓女学习，成了社会风气。

《大明律》规定，教坊司管辖下的妓院（乐户）是合法的，普通人都可去买春，但官员不行。

明洪武初年“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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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不能嫖，连坐在一起也不行：“叶国珍同苏州妓女混坐，鞭击数十，发瓜州做坝。”

官吏娶娼妓为妻的处罚也极为严厉：“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犯十恶、奸盗、除名等罪，妻不是以礼娶到正室，或是再醮倡优婢妾，不许申请。”

至于僧官，既是僧人又是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嫖娼当然也是违法的。《大明律》埁定：僧道嫖娼、通奸者杖一百，按明代惯例减一等，实际应杖九十。

正是因为大明法律有如此严厉的规定，常琇得到自己被觉亮告上有司后，也连忙写状子辩护。他的状子被锦衣卫镇抚司接收，对于这桩风化案，锦衣卫也有了兴趣，行文刑部，把案卷调到镇抚司衙门，同时，把修武伯沈昱、尼姑净山也提到镇抚司讯问。

02

《皇明条法事类纂》是宪宗成化年间和孝宗弘治两朝的档案文书，是研究明代法制的重要古文献。《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里，保存了都察院将僧官风化案上奏皇帝的完整奏本，此案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成化是明朝时期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起止时间为成化元年（1465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共使用23年。

成化十二年是朱见深当皇帝的前期和后期的一个坎。

朱见深本为明英宗朱祁镇太子，土木之变后其父朱祁镇被瓦剌掳去，叔父朱祁钰即帝位，即明代宗景泰皇帝。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

朱见深英在位初年平反于谦的冤案。任用李贤为少保、华盖殿大学士，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宽免赋税、减省刑罚，社会经济渐渐复苏。

因为宠爱半老徐娘万贞儿，成化一朝的储位，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才确立。这一年的十一月，年仅6岁的朱祐樘被立为太子。即便如此，朱见深也不喜欢朱祐樘这个儿子，太子一直生活在被废的阴影中。

立太子这一年年末，朱见深不顾明代宗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成化十三年，朱见深设置西厂来加强特务机构，开始宠信太监汪直。因为宠爱万贞儿，成化一朝专权的宦官，包括汪直基本上都是依靠万贵妃而起家的。一时之间，外戚横行，奸臣当道，朝纲败坏。

（万贞儿）

成化二十三年，万贞儿和朱见深先后在同一年去世，成化朝结束。

《明史》对成化皇帝有个总结性的说法：“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不早不迟，僧官常琇风化案就发生在成化十二年的春天。

刁银课儿、净山被拘到锦衣卫镇抚司，这些女流之辈哪里经得起锦衣卫如狼似虎的威吓，把她们和常琇之间的风流事一一招供出来。

常琇本是北京彭城卫前所的一名“余丁”，不知为何出家，出家后任僧录司左觉义。明氏僧录司直属礼部，就设在大隆善护国寺内。左觉义为从八品官，负责督察全国僧尼的法纪。

常琇虽然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僧官，但此人交结三教九流，长袖善舞，在北京城甚是吃得开。因为常琇有一个很牛的后台，即他的义父南和伯方瑛。

方瑛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直隶州县（今安徽全椒）人。明朝中期名将，右都督方政之子。

正统初年，方瑛随父出征麓川。率军平定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思机发父子起兵叛明事件，取得明代军事史上的著名的“麓川之役”胜利。方政战死后，方瑛矢志报仇。初承袭指挥使，后升都指挥同知。《明史》称赞他：“天姿英迈，晓古兵法。曾向上呈练兵之法和行军布阵图，老将多称道其能”。

景泰五年（1454年）平定四川苗人叛乱后，朱祁钰便将其召回，同武清伯石亨一起总督京营军务。朱祁钰下诏进封他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封爵南和伯。

刚刚到任京城不久，贵州又发生苗民叛乱，熟悉边境指挥作战的方瑛再次被委以重任，前往苗乡平叛。“正统十四年秋七月庚戌，尚书侯琎、参将方瑛破贵州苗，擒其酋献京师。”（《明史》本纪·卷十一）

明代云、贵、川等地边民民风剽悍、不服王化，零星叛乱此起彼伏。方瑛所率军队“严纪律，信赏罚，临阵勇敢，善抚士。士皆乐为用，以故数有功”。方瑛“为人谦和不伐。所至镇以安静，民思之，久而不忘。”

方瑛率军出征期间，明代宗曾秘派御史张鹏随军监督部队军纪，当听闻方瑛治军有方，秋毫无犯后，代宗大喜，封方瑛为“南和伯”。后又晋升其为“南和侯”，子孙世袭，方瑛成为明中期一代名将。

天顺四年（1460年），方瑛去世，年45岁。英宗为其辍朝一日，赐谥“忠襄”，故后世称其为“方忠襄”。

方瑛一生，大部分时间戎马生涯是在云南、贵州、湖广度过的。但他在京城总督过京营军务，所以家安在京城。常琇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认方瑛为义父的。

方瑛的原配妻子刘氏，封南和伯夫人。

方瑛有个小妾常氏，因为方瑛在外征战，耐不住寂寞，就和方瑛的义子、护国寺的和尚常琇勾搭成奸。

常琇位居八品，负责督察全国僧尼的法纪。虽皈依佛门，却不安心吃斋念佛，多行善事，“琇至各家饮，俱设妓乐，比更衣即与妓乱”，他喜好嫖妓狎乐，是个典型的好色之徒。

方瑛英雄一世，却看错了人，引狼入室，将常琇收为义子。可万万没有想到常琇竟与他的小妾干柴遇烈火，勾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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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常琇和常氏勾搭成奸，不久就被方家发现，在方瑛死后，方家把常氏赶出家门。

方瑛长子方毅，世袭南和伯，方瑛死后，因为家务纠纷，方毅诱祖母诬从父方瑞不孝，坐夺爵闲住。方家这时也没有了过去的势力，对常琇也无法治罪，常琇还升为僧官。

因为常琇的关系，常氏离开方家后，就到京城大顺圣庵出了家做了女尼，法号净山，两人依旧经常在一起淫居，不把清规戒律放在眼里。

03

常琇拜方瑛为义父，借机与一班与南和伯一样的袭爵军卫武官结识，和修武伯沈煜、丰润伯曹振（后来有人考证他就是曹雪芹的先祖）、锦衣卫带俸（即有衔无职）指挥佥事王衍等人成为狐朋狗友。

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明代的卫所兵制，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代军户为世袭，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后来有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余）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卫所住宅区则集中而聚。卫所军队都有固定的戍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视各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否而定，固定驻屯戍守。

常琇一案所牵涉的这些人，大多为袭爵军卫武官。从案卷中可以得知，这些所谓的侯伯，每日生活不过是宴饮社交，喝酒听乐，完全成为一个寄生阶层，明代从中期开始的国家专制机器的腐朽可想而知。

《皇明条法事类纂》里记载了常琇和妓女们在一起风流并不是头一回。

案发两年前的成化十年（1474）正月十六日，修武伯沈昱因为坠马被踢伤，在家休养，常琇备了面盒、手帕等礼物前去探望，同去的有本寺僧官德鲁思忠。沈昱摆酒相待，又请来了丰润伯曹振等人作陪，又叫来了一群教坊司“乐妇”：刁银课儿、晁小冤家儿、陈三儿、张福友儿、刘四儿、赵三圣保儿。众官、僧在乐妇弹唱伴奏下喝酒行令，一直闹到天黑。

常琇在做僧官以前，就和刁银课儿“往来情热”，此刻不禁又想重温旧情，无奈来时只带了给沈昱的礼物，没预备嫖资，就让跟班回寺里，取来银子一两、白苎丝半匹、手帕十方，送了刁银课儿。两人装作伤风，离席到书房歇息，“偷奸一度”，各回院寺。

五天后的二十一日，沈昱伤好，丰润伯曹振又在家摆酒为他庆贺，除了沈昱，常琇、德鲁思忠、王珩等也应邀而来。又叫来四个乐妇弹唱，其中有上次的陈三儿、刘四儿，如此又喝了一天。

二月初一，常琇又和德鲁思忠到泰宁侯陈桓家走动，陈家摆酒接待，叫来四个乐妇，其中又有刘四儿，又闹了一天。

这样的情景，我们从以明代为社会背景的《金瓶梅》中，可以读到很多相似的描写。

觉亮跟踪常琇，也有前因。

成化十一年（1475）八月，护国寺老住持然净病死，与常琇颇交好的然积担任了住持。因为住持职位之争，然净的弟子觉亮被赶出了寺院。这年底，朝廷册立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弘治皇帝，大赦天下。

从法律上讲，常琇以往的嫖娼、通奸等罪行因为这次朝廷大赦都已被赦免了，虽然这些罪行尚未暴露。然而觉亮咽不下这口气，他一直寻找机会要告倒然积、常琇。 

觉亮知道常琇和净山的事，他又一直在偷偷跟踪常琇，正好常琇又一次到刁银课儿家嫖妓，让他找到了告状的机会。

按案卷所说：常琇先是带着跟班，骑马到修武伯沈昱家，将马寄放在沈家马房，由跟班喂养，自己扮作俗人，到了刁银课儿家，付“银豆十颗”作嫖资，奸宿一夜，次日早上到沈家，换僧服回寺。

三月初九日，尼姑净山的师傅病故，常琇前去吊孝、起棺，与净山在房中通奸一次。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夜，最后一次嫖娼事发。

镇抚司审理完毕，将案卷及人犯移送有司定罪。

都察院的拟罪，常琇应按“奏事诈不以实”律处杖九十、徒两年半，净山按“尼僧犯奸”律杖九十，德鲁思忠、陈桓、沈昱、曹振、王珩及刁银课儿等乐妇都按“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七十。常琇和德鲁思忠勒令还俗，陈桓等武官不许管军管事。

大理寺的拟罪是：常琇不仅宿娼饮酒，而且与义父之妾通奸，罪行深重，应死罪减一等，发辽东充军；德鲁思忠革职为民；陈桓、曹振、王珩等武官与僧、娼宴饮，罚俸禄一年，不许在朝廷侍卫管事；沈昱不仅与僧娼宴饮，还容留常琇通奸，情节更重，应停职停俸。

成化皇帝朱见深批准了大理寺的拟罪，并命令刊刻此案的案卷，告示天下，在全国各司（省）、府、州、县张贴，禁止僧人拜认义父、携妓饮酒、往来文武官民之家，以及重申官员不得携妓饮酒等。《明实录》对此也有记载，当年曾轰动一时，并非野史传说。

成化五年四月条：“御用监左监丞龙闰，娶南和伯方瑛妾许氏为妻，事发，上曰：在昔，帝王以内官给事内廷，以其绝生道，无外觊也。今闰在外娶妻，何异常人？其即离异，闰仍送司礼监处，治之。”

成化十二年六月条：“治修武伯沈煜等罪：初，僧官常琇拜故南和伯方瑛为父，煜及泰宁侯陈桓、豊润伯曹振、锦衣卫指挥王珩，因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设妓乐，尝在煜座起更衣，即招妓与乱其。徒告其夺占寺产，因发其通瑛妾并挟妓事，词连煜等，并下锦衣卫鞫实。都察院议，拟各坐罪有差，诏以琇通义父之妾，宿娼饮酒，情犯深重，免赎，罪杖一百，发充辽东开原卫军。煜容听通奸，并桓、振、珩混杂僧娼宴饮，俱有玷名爵，煜停禄戴民巾闲住，桓、振、珩各停俸一年，不许侍卫管军管事。且以其蔑弃礼法，有伤风化，命都察院出榜通行禁约之。”

《典故纪闻》卷15：“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为父，修武伯沈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锦衣指挥王珩，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设鼓乐，琇每招妓与乱。后其徒因与争寺产，因发其通瑛妾诸罪，遂并下锦衣卫鞫实，琇杖发辽东充军。”

《万历野获编·南和伯妾》这样记载：“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为父，因与修武伯沈煜等交好，琇至各家饮，俱设妓乐，比更衣即与妓乱，又通瑛妾。为其徒所告，诏下锦衣卫狱，以奸义父之妾，杖一百充铁岭卫军；煜停禄，戴平巾闲住。又御马监左监丞龙闰，娶方瑛妾许氏为妻，事发，上命离异，闰送司礼监治之。……此俱成化年间事。”

方瑛有两个爱妾，一为许氏，成化五年（1469年），改嫁太监龙闰，被皇帝判决离异。

一为常氏，私通常琇成化十二年（1476年）被揭发。至于坊间有些文章，把这两人事混为一谈，说是常氏后来又嫁太监，真不知从何得来？

二妾事发生时，已是方瑛身后之事。但是，这两件事连皇帝都知道了，而且闹得沸沸扬扬，不知英雄一世的方瑛泉下有知，情何以堪？

一桩普通的风化个案，一叶而知秋。明代从中期开始的体制性腐败，军卫形象之低下，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成为社会锢疾，以致于到明后期，完全不可救药。这一切，自有源头。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