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德”，则“通过对我们祖先的自然选择而认可或者说施行的，正是善与求善之间这种构造性的关系：那些不幸在遗传上被设计来寻求于己有害之物者，最终不会留下后代。因此，自然选择的产物寻求它们认为好的东西，并不令人奇怪。”“德”与自私并不对立，并且从“自私”里，可启发“德”的第一重内涵，即从广泛的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待自然之善对“人须善待自己”这一首要要求，所谓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整体性与公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对“为己”有一种忌惮，似乎认为“为己”便违背了从公的社会要求，使自己成为贴上“不道德”标签的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误解，它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流淌并沉淀为一种内敛含蓄的精神气质，带有一种克制自我以与大流相投的内在倾向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诸多消解，作为个体的人空前被暴露在一地鸡毛式的零星价值碎片面前，人们这才发现原先努力维持的社会共识可能并非如此强大，而对个我关注的欲望又在一种“被压抑-被释放”的强烈对比中显得如此猛烈与不受控制，最令人惊讶的是，先前被压抑于“共识”中的精神力在它并未经过扬弃的根性发展中竟然显化为对曾经依存的“共识”的憎恨，它反过来成为打压“共识”最激烈壮怀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真正误解了“私德”与“自私”——如果单个人在集体中丧失了边界与起码的独立尊严，我们所期许建构的实体大厦其实已然失却了它稳固的根基，唯有回归自我，像尊崇“共识”一样尊崇自己、善待自己，才有可能发自真心地尊崇与善待他者与世界，且在最源初的意义上，才能涵养一种真正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在一片祥和的、带有表演气息的氛围之下行推脱责任之能事。因此，“德”的意识结构必然要强调对自己的德。
中国文化的根性中历来便强调为己之德，主要是强调一种深刻的自我道德反省，因此“德”始终是焦点在内。所谓道德教条只是在运用中本末倒置的产物，因为道德修为有一个自内向外的位阶，首先有了正心诚意，才能致知格物并修齐治平，但如果没有自我的要求，而只将满纸道理毫无内在根性地运用于外界，成为要求他人的工具，这当然就沦为教条主义了，并也在一种文化误解中加深了一些人对中国哲学的反感——当然，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的道德箴言最终都会成为桎梏人的工具、引起人的强烈愤怒而在时机成熟时被狠狠唾弃。
相反，真正为己的道德学问中蕴藏着极高的智慧，如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曰：“爱人不亲，返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如果有人待我以不好的状貌，君子首先一定反求诸己，省视自己的用心与表现，看是否自己不够仁爱与礼貌，不然为何会遭致此情此景？当他自我省察之后发现他人待己仍然是此状貌，那么君子又再度反省自察，我必然是不够忠心诚敬吧，不然为何他人还如此待我？当自我调整之后此人仍然如此待我，那君子方才可以放心地认为，问题不在于己，而在于人，是此人本身不具有仁心的自觉与礼貌的表现，那也就不必与之计较了。
真正的“德”之涵养必始于己身，只是在传统文化中，这种“反求诸己”是一种纯粹的自我省察，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信息爆炸式增长，人们积淀起大量由于信息处理滞后而留下的情绪、思绪之碎片，它们变成潜意识的养料而被掩藏在生命的某处，积蓄着一股无序的力量，时而可能以焦虑的方式向我们提醒它的存在，也因此，关于为己之德的探讨一方面面临着新情况，即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似乎没有十分对路的化解之道，另一方面，不论是继续认为“自私”有害或放纵这股极其任性的个我力量，都可能加剧潜意识中这种能量的威力而带来危险。因此问题不在于探讨“公私之争”，而在于寻求一条富有时代关切感的切实道路更多强调个体关爱自身的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关切自我并能有效化解焦虑、用真与诚回馈社会的人，才是真正对社会有德的人——社会不需要活在他人眼中、而自身掩藏着诸多暗黑地带的、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做出令人讶异之恶行的伪君子，而是需要哪怕暂时承认自己是“真小人”、然而时刻怀抱着尊重自己如其所是的一切状态并耐心扎实改过迁善、涵泳己心的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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