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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3-10 16: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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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贞观统治集团的重民举贤政治观指的是以李世民为首、以魏征、房玄龄、李靖等人为辅的唐朝贞观统治集团以人才观与民本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综合。以君臣关系和谐和廉洁俭约面目出现的贞观统治集团,开创了唐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秩序安定的新局面,这主要因为他们吸取了历代王朝胜败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在政治上进行开放的统治,从而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那么贞观统治集团是如何推行开放的重民举贤的政治观呢?这种政治观对人才的开发与利用之于今有何借鉴的意义?它们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有何参考的价值?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对唐朝贞观统治集团的重民举贤政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评述。

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贞观统治集团的重民举贤政治观主要集中地表现在人才观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

1、人才观念。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统治集团认为,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是使天下达到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致安之本,惟在得人”①。能否得人在于统治者有无求贤的心理,而选拔贤能的途径则在于百官的推荐,他们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人才,统治者应该主动地寻求与招纳人才为其服务。这是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唐贞观集团中能持此种观点可以说是对封建王朝经验与教训总结后的结果,也是统治集团期望李唐王朝能通过休养生息达到永久性统治的一种策略。但无论如何,这种政治观在达到自身统治目的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愿望,有其积极意义的。贞观集团的人才观主要包括:

(1)选拔人才的原则。此原则主要有三点:一是不避亲疏,唯才是举。在荐举人才是应该以才为准,以得人为重,不应该因亲疏远近而有所避忌。二是量才授官。得人固然重要,但用人更重要,应该把不同的人才按排到能发挥其才能的地方,使人尽其能,职尽其所。三是用人求精不求多。这样在发挥人才作用的同时又不致于国家政治机构因冗员而膨胀,相应地减少被统治者的经济负担。用人择官,无论对任何国家与政治组织都是至关重要的举措。翻开历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无不以人治为其首先之治国方略,结果只能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作为生长和发展在封建专制土壤中贞观统治集团能够注重求贤、用贤,审于择官,重于任能。,这就为唐王朝的长期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准备了最基本的前提。

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2)用人择官的标准。第一是德,贞观统治集团认为,用人择官,人的品行至关重要,“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②。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心理,贞观统治集团把人的品行看作比人的才能更为重要的条件,在人才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再考察人的才力,力求所选拔任用的人才德才兼备。另一方面,学识也是重要的选拔条件,是才能的主要参照标尺。“今所任用,必须以学识为本。”③学识,顾名思义,就是人的文化素质,是熟知历史经验,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政治统治的方法。如果具备这样学识的人,是刀笔俗吏不可比拟的,才足以当大任。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时代的政治开明与否,几乎都是与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有深层的联系的,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之一,在已有的时空条件下,贞观统治集团能够从社会变化与发展的运行规律中体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创举。综上所述,贞观统治集团的人才观主要是以符合此集团成员的人才标准来选择那些精通儒家经术之人作官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儒家的经术未必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能注重这一标准,终究或多或少地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堵塞不学无术的庸俗之辈步入仕途。致治之本,惟在得人。贞观统治集团尤为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因为地方官员代表着中央政府对人民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是中央政策、政治制度得以在时空中进行传播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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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贞观统治集团深刻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④是历史唯物论观在贞观统治集团人民观中的体现,它承认民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在历史上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君主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决定作用,而贞观统治集团则更进一步,从历史的兴亡、王朝的更替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⑤是贞观集团著名的君民水舟、鱼水之论,它说明,君主一旦失去民众的支持,则不成其为君主,而没有君主,民众仍然是民众。能认识到民贵君轻这一点,正是贞观统治集团比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明之处。对于君主来说,民众是可怕的,民众的力量足以推翻君主,但同时,君主又必须依附于民众才能存在,“君依于国,国依于民”⑥君主要想长久地拥有国家,长治久安和抚养百姓为第一政要。安抚民众就是顺从民众的意愿。贞观政治统治集团认为民众的意愿有二个方面:

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1)欲治不欲乱。这一点与君主的愿望是不谋而合的。民众中肯于犯上作乱者是极少数人,即使在某些时候民众进行非法的政治参与(如揭竿起义、聚众造反等),也是由于君主没有尽到善养民众的责任。如果君主能以诚信治天下,就会得民心,而国家政治就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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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欲富不欲贫欲安逸而不欲劳弊。由于君主的享乐是建立在民众的劳动基础上的,因此,民众的物质欲望是和君主的物质欲望是相冲突的。那么如何对待民众的物质意愿呢?贞观政治统治集团认为,统治者本身应该注意自我节制,充分尊重民众的生活需求。从民之欲,最为重要的就是设法把君主的物质利益与民众的物质利益加以调和,寓君主之乐于民众之乐中。“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⑦贞观统治集团认识到“百姓足”是“君足”的前提,而不是在观念上把君主的富足建筑在百姓的贫困之上,这正是开明的统治者与暴君的差别所在。当然,贞观统治集团顺从民意与尊重民众的物质需求所持有的心态是惧怕亡国。他们深知,民众的贫困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造成民众贫困的正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这一认识主要是基于“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⑧,因此贞观统治集团要把“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⑨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统治者的财用无不取自于民,统治者本世纪身如果能够注意节省民力,使人民的负担不至于过重,也就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了。

唐朝贞观政要:重民举贤

可以说,反腐倡廉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唐朝贞观统治集团的举贤重民政治观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一是在用人原则上坚持唯才是举、能级原理和精兵简政,以防人浮于事、因人设事、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各种现象的产生;二是用人标准上实行德能勤绩的全面考核,真正做到能者上、无能者下。三是监督制度的实施,对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坚决、从重、从严查处,从根本上和整体上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和廉政。只有健全干部人事制度,完善用人一系列原则与标准的设计,才能从制度上杜绝人事制度中不正常现象的产生。

综上所述,李唐王朝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王朝,在中国王朝更替中早已不见踪影。然而一直闪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贞观之治却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斗争。但这并不排斥无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为缓解阶级矛盾所作过的努力,贞观之治正是贞观统治集团致于这一努力的结果。我们必须认清贞观统治集团统治下的社会毕竟是一个封建专制极为严重的社会,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们拒绝吸收古代文明成果的借口。我们应该有目的地采用理性客观的态度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历史中的精华,以为今用。

注释:

①②《贞观政要·择官

③《贞观政要·崇儒学》

④《贞观政要·政体

⑤《贞观政要·君臣鉴戒》

⑥⑧⑨《资治通鉴》,第192卷

⑦《贞观政要辨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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