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往浑如梦，忧来岂有端？罢官怜酒失，去国觉天寒。北阙烟中远，西山马首宽。十年一挥手，今日别长安。”这首题为《出都》的诗作，出自清代文人赵执信。昨日为京官，今朝作平民，巨大的反差能不让他心寒吗？
其实，这也怨不得皇帝，也怨不得那一场戏，谁让赵执信恃才傲物，不经意间得罪小人呢？要知道，在官场上混，本来就很凶险，而他明知凶险却还要由着性子给小人难堪，那些道貌岸然却内心奸恶的混蛋能放过他吗？能不躲在暗处找他的不是吗？既使不是那场戏，赵执信迟早也会栽跟头，这是必然的。
信，在古代有两种读音，一为诚信之信（xìn），二为伸展之伸（shēn）。赵执信之信，即第二个读音。这个出自《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名字，确实古灵精怪，别具风格，也成为赵执信与生俱来的个性亮点和政治弱点。
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山东淄博博山人，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官宦子弟，家资富足。受家族影响，赵执信自幼酷爱文墨，加之其天资聪慧，九岁时就语出惊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十四岁中秀才，崭露头角；十七岁中举人，位居第二；十八岁中进士，跻身二甲；十九岁授编修，名声鹊起。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赵执信的传奇远不止这些。当时，康熙帝崇尚文学，首开鸿博科，京城聚集了大批宿儒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他们均比赵执信年长三四十岁，却很愿意跟赵执信称兄道弟，“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清史稿·赵执信传》）。一时间，赵执信成为热门话题。
在众星捧月的人文效应下，康熙帝对赵执信也另眼相看，频繁委以重任。二十三岁时，赵执信出典山西乡试，成为主宰一方的主考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赵执信晋升为右春坊右赞善，入驻东宫，成为太子胤礽的侍从和讲师，时年二十五岁。照这势头，如果不出意外，赵执信将来封侯拜相不在话下。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场名为《长生殿》的戏曲，断送了赵执信这位政治新星的前程。《长生殿》创作者洪升，钱塘人，二十年科举不第，后材取白居易《长恨歌》，描绘唐玄宗与杨贵妃七夕定情长生殿的场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长生殿》创作完成，引起轰动，并在京城大内、王公大臣家多次演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初十，康熙帝皇后佟佳氏去世，要求群臣二十七日脱丧服，百日后剃发，“京朝官百日不作乐”（《赵秋谷年谱》）。不作乐，即停止宴饮、看戏等娱乐活动。偏偏在这期间，洪升忍不住又要开演，并邀请赵执信等友人前去看戏，五十余人欢聚一堂，边喝酒边看戏，气氛十分融洽。
赵执信不是不知道“京朝官百日不作乐”的利害关系，但他与洪升交好，且在文学方面有很多的想通之处，故碍于情面，带着矛盾心理去凑了个热闹。本来，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个把钟头也就过去了，只要犯禁者不自投罗网，朝廷不知，皇帝不知，皆大欢喜。但是，有个名叫黄六鸿的小人却探听到了消息。
黄六鸿是浙江新昌人，附庸风雅，曾在山东做过县令，后进京谋求官职。当时，赵执信既是文坛新秀、政坛新星，又是皇帝器重、太子倚赖之人，黄六鸿便带着特产和诗集去拜赵执信的门子。赵执信个性高傲，瞧不起这种趋炎附势之人，回了他八个字——“土物拜堂，大集敬避”，嘲笑黄六鸿登不了大雅之堂。
在历史上，小人可怕，文人中的小人更可怕。黄六鸿的文采虽然比不了赵执信，但在政治投机、仕途钻营方面却更胜一筹，且睚眦必报。赵执信率真任性，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当他说出那八个字后，不仅打击了黄六鸿的自尊心，而且站到了黄六鸿的对立面，黄六鸿岂能罢休？《长生殿》事件就是个机会。
黄六鸿虽在文坛不入流，没有收到洪升的邀请，但他对《长生殿》的内容了如指掌。不久，黄六鸿便向朝廷告密，并添油加醋说了赵执信等人的一些坏话。为达目的，黄六鸿还进献了《长生殿》文本，白纸黑字地控诉国丧期间京官作乐。最终，赵执信“坐国恤中宴饮观剧，……削籍归”（《清史稿·赵执信传》）。
对于这件事，赵执信的好友黄叔琳在《赵执信墓表》中有一番感慨，“朝贵皆愿纳交，而先生性傲，耻有此附，落落如也。故才益著，望益高，忌者亦益多”。耻有此附这四个字，不单指黄六鸿，而是黄六鸿这类小人。看起来，赵执信在京为官期间，得罪了一批人，想要扳倒他的人大有人在，不止黄六鸿一个。
接到洪升的看戏邀请时，赵执信的女人孙氏曾劝他，“君才多忌，宜慎小节”，但赵执信“不从，果被斥”（赵执信《亡室孙孺人行略》）。为了哥们义气，为了文友情谊，赵执信把别的东西全部看淡，由着性子，一意孤行，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十年的富贵荣华，随着《长生殿》戏曲的落幕，全部付诸东流。
看戏者，有五十余人，最出名的当属赵执信。面对有司的审讯，赵执信大义凛然， “赵某当坐，他人无与”（《赵执信墓表》），没有出卖一个友人。“秋谷才华回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是赵执信离京时人们发出的惋惜之辞。这一年，赵执信二十八岁，正值风发正茂之年。
赵执信虽然抱异才，负奇气，好饮酒，喜谐谑，有狂士之名，且“为人峭峻褊衷” （《清史稿·赵执信传》），能入他法眼的人极少，但对常熟人冯班、吴殳极为欣赏和折服。特别是吴殳，曾对赵执信说，“意喻则米，炊而为饭者文，酿而为酒者诗乎？又曰：诗之中须有人在。执信叹为知言”（《清史稿·吴殳传》）。
吴殳的话，说到了赵执信的心坎上。“诗之中须有人在”，这七个字就是赵执信一贯的文风。虽被贬回乡，但其诗文却日臻纯青，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意真说”。在《谈龙录》中，赵执信提出五大主张：第一，诗以言志；第二，诗中要有人在；第三，诗之外尚有事在；第四，文以意为主；第五，艺术风格应随心所欲。
赵执信活了八十三岁，有五十多年属于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期间，赵执信到先是游山玩水，继而隐居僻野，但诗文创作不辍，八十多岁时还教导子孙如何写诗如何作文。他的诗文，语言质朴，含义深刻，清新峭拔，生动活泼，处处彰显了“诗之中须有人在”的意真主张，对当世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执信是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书法家，与同时代的王渔阳、蒲松龄并肩，而他的“意真说”却出二人之上，是当时公认的文坛大师。吴雯称赞他的诗“直而不俚，高而不诡”，陈慕尹称赞他的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虽然被贬出京，但赵执信的事迹却荣登《清史稿·文苑》，名垂青史才是硬道理。（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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