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多面人生

1398年二月，明宣宗朱瞻基出生于北京的燕王府。与父亲朱高炽相比，朱瞻基最大的特点就是果敢、自信，还有些自负。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祖父朱棣忙活着靖难之时，随着朱棣成功登基，朱瞻基得以进入了南京城内的皇宫，并在这个帝国核心之中接受熏陶。《明宣宗实录中》记载“间出见群臣，仪容俨恪，屹如巨人，群臣瞻望惊异”，到了朱瞻基13岁（1411年）时，他被祖父朱棣立为皇太孙。之后，明成祖朱棣把他视为可造之才，命人讲习武事，精心教导，并且数度让朱瞻基随自己去征讨蒙古。可以说，明成祖朱棣自朱瞻基幼年之时就对他用心栽培，历练朱瞻基带兵打仗，演武射猎，导致他成人后极喜爱巡狩田猎。

“太平天子”的“宣德之治”

作为明成祖朱棣眼中的“太平天子”，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瞻基自其父明仁宗朱高炽（在位十个月）驾崩之后即位（1425年），表示要“恪遵成宪”，坚持“祖制”，尤其是在法制建设方面，朱瞻基基本上遵照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在位期间（1425年－1435年）要“德治”而不要“武治”，不仅巩固了洪武、永乐法制建设的成果，而且对明初的法制也作了诸多革新，使法制倾向儒家化。

在宣德时期，中央各部院、地方大臣群体中，形成一股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曾有宣德时期“政在三杨”之说，这些朝臣的所作所为为明宣宗时期的政治营造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生态环境，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政治核心集团成员朝中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张辅等人，地方上有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可谓人才济济。

朱瞻基在军事上的建树是仅次于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强调“安不忘危”，主张“守备为上”。在对女真族的民族政策上，转向“驭夷宜宽”的羁縻政策。同时，从安南撤军，与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保持友好关系，密切了同日本的经济往来，并派郑和第七次远航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北非一些国家的交往，使明代中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

总的来说，在明宣宗时期，朱瞻基任用贤臣，惩治贪污，精减机构，改革官制，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文治武功颇有建树，吏治民生也很有起色。十年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赢得了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大明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

宣宗统治时期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起点，虽然获得了“仁宣之治”的赞誉，但其执政期间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为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明宣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崛起之时，宦官队伍镇守十三布政司，负责监视民事。还设有内书堂，对宦官进行正规教育，并授予宦官批答章奏之权，这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打开了权力之门。

宗教方面，明宣宗崇奉密教，曾在京城大量封授和供养印度密教和藏传佛教僧人，接受密教灌顶，翻译密法坛仪，听密僧讲法，频繁举办密教法事，为密教僧人修建寺院，开度密教僧徒，在宫中铸造藏式铜佛像。耽搁废弛了朝政，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浪费。

朱瞻基还喜欢打猎，耽于逸色，尤其喜欢斗蟋蟀，屡屡下诏要各地进献上好的蟋蟀，因此人们又称他为“蟋蟀皇帝”。对此，明代李贤的《天顺日录》，明代史学家黄景昉的《国史唯疑》中均有记载。除了斗蟋蟀，明末清初查继佐的《罪惟录》称，宣宗是“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友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不过对于明宣宗好促织之戏等，则完全不见官方史书。虽然正史和民间野史记载各有不同，但在后来出土的宣德年间的蟋蟀罐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林莉娜撰写的《“超级玩家”之明宣宗－从朱瞻基之行乐图谈起》一文中分析认为，明宣宗将儒家的“游于艺”的文化活动与其政治统治相关联，正值盛年，颇好游乐纵欲之事，并从事巡边狩猎、休闲娱乐等，认为其将财富与时间大量挥霍在奢侈的消费中，是一位文雅风流的帝王，导致人们对其政治形象有了负面评价。

在私生活方面，朱瞻基也是玩出花样，登基之后就上演了更换皇后的闹剧，但他的生育能力却很低（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台湾师大学者朱鸿对此曾经撰文《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分析过朱瞻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分析认为，朱瞻基的贪玩连远在朝鲜的史官也颇为知悉，在当时众多后宫女子的情况下，竟然无法满足明宣宗在情欲上的需求。在其引述的《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李朝世宗实录》》中记载，明宣宗曾违反礼制要求，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这些女子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不过11岁。不仅如此，明代吕毖所著的《明朝小史》曾记载，明宣宗见到大臣家中稚女，竟不顾身为皇帝的尊严，犹如富家纨袴子弟。而且其在壮年之时就需要御医配制房中药，文章认为，明宣宗特殊癖好与房中药的使用，或许与其早逝有关。但对于其壮年早逝之因，史料中却并未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