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作为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及明朝开国著名功臣，在中国古代留下了极其传奇的色彩。由于刘伯温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了占卜星宿之术，又在石门书院精读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历代兵制》等重要军事著作，使得他具有运筹帷幄、工于计谋之所长，为日后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称帝建国，并成就其明朝开国功臣之名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刘伯温偶得秘书《灵棋经》，更为其预言测算之精准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使得其拥有与诸葛亮可相媲美之名望。而因为其本人天资聪颖，凡事一点便通，因此师从著名理学大师郑元善一年后便学得理学主旨，助其快速成长为一代思源滚滚却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家。
如此身怀绝学自然不会庸碌无为，因此刘伯温誓不当东晋陶渊明，空有才华却隐居武陵，不过问时事，不报效祖国。而是立志要为国尽忠，将平生所学，倾囊报国，而且他第一个报国的对象，便是将其置为最劣等级别——南人的元朝。
正所谓“我本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元朝后期恢复了科举，博学多才的刘伯温一举中进士，正准备摩拳擦掌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时，却不曾料想元朝对他这个南人始终持歧视态度，不仅只给了他一个高安县丞的“二流”位置，而且还在县一级上安排了达鲁花赤这一角色对其实施监视掣肘，使得刘伯温空有一身本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后改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期间，也是抑郁不得志，因此加在一起为官五年便辞官回家。儒家祖师爷曾制定了三不朽标准：立德、立功、立言，也即先确立了崇高德行，然后再建世无其匹的功业，最后留下形式绝伦的文字影响后人。刘伯温作为一很有思想的文学家，虽然因大环境的问题早期未能建立功业，但不妨碍其波涛汹涌的思想源泉猛烈迸发，因此在识得朱元璋之前便也立言颇多，如家喻户晓的《郁离子》。
除了《郁离子》之外，刘伯温也依据现实环境“触景生情”，写了很多其他寓言体文章，如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
《卖柑者言》是在这样背景下写出来的：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由于不满对元政府卑躬屈膝，于是振臂一挥，宣布起义。朝廷派出剿匪军团，却因为不熟悉海上情况大败而归。而方国珍此时却主动投降，元政府立马准许，于是造反者方国珍就这样堂而皇之享受了元朝公务员待遇。谁知恢复元气的方国珍一年后复叛，元朝廷便派孛罗帖木儿去剿匪，却不曾想，往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陆上败给了方国珍的杂牌军，而方国珍此时又故伎重演，声称只要给个大一点官便可再被招安。对于此种反复无常之人，元政府居然又同意了。
听闻此种情况，杭州寓所中的刘伯温怒气冲天、愤恨不平，于是写下了这个小品文《卖柑者言》。大意为：
杭州有一卖水果之人，很擅长储存柑橘。他的柑橘，一年四季都不腐烂，而且表面光鲜亮丽，质地柔韧。放在市场上卖，虽然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但人们却争相购买。
作者刘伯温也上前买了一个，把它切开，立马闻到一股直冲口鼻的气味，再看它的里面，干得像棉絮一样。刘伯温对此很奇怪也很气愤，质问他道：“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来用来供奉神灵、招待宾客？还是仅仅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做如此欺诈之事，太过分了。”卖柑橘者作了如下回答，堪称《卖柑者言》文中之精髓。
“我卖这个好多年了，不曾有人说过它什么，唯独你有意见。说我欺诈，这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还少吗？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坐席上的人，威武得好像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得像国家栋梁，他们真能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外表高大、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不论走到哪里，又有谁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刘伯温此文中“诈”意满满，且对其满是深恶痛绝
《卖柑者言》秉承了刘伯温一贯的行文风格，即通过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的生活小事来映射当朝弊政，其思想境界之广、内涵之深，早已超越了此寓言所述之事。
撇开此寓言所述外在言语，单挑一内核——“诈”，便可知晓：刘伯温此寓言故事中“诈”意满满。先是作者刘伯温发现卖家所卖柑橘皆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物，便指责其欺诈，却不曾想卖柑橘者辩解道：这世上欺诈之事还少吗？紧接着便列举出了这世上存在的诸多欺诈现象：那些将军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上的将军，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带子，摆出一副气宇轩昂样子的国之栋梁，那些坐高堂、骑大马、喝美酒、吃美食的，哪个不是拥有高大、显赫外表的欺名盗世之辈？并且就其为何属欺诈给了具体原因：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末了还很不服气，将了刘伯温一军：既然当下世风如此，欺诈无处不在，你为何只看到我的柑橘而看不到他们？
当然结合刘伯温写此文的时代背景来看：刘伯温主要谴责的是那些负责剿灭方国珍的元政府军队系统，尤其是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剿匪军，他们执掌国家虎形兵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平日里看似威武勇猛、不可战胜，看似可挑起捍卫国家之重任，并且为此堂而皇之吃着国家的俸禄，但在对战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杂牌军时，却一败涂地，这明显属于赤裸裸的“欺诈行为”。结合《卖柑者言》语言风格和措辞语气可知：刘伯温对这种“欺诈行为”满是深恶痛绝。
追本溯源，“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
追本溯源，具体何为“诈”？翻阅古之经典，则有不同解释。《说文解字》中定义为：“诈，欺也”，《尔雅》中则定义为：“诈，伪也”，《荀子·脩身》则定义为：“匿行曰诈”，由此可见，有欺骗、伪装、隐瞒其行动等行为均属“诈”之列，乍一看，此类行为基本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碎琐事，如欺骗朋友、伪装自己、隐瞒个人行踪等，如此细微的欺诈之事，将会失之信任、为人不齿，带来道德层面上的谴责。但倘若将其上升至国家层面、军事对抗领域，则效果也将大为不同。
翻阅历史，“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曾记载秦王欲得和氏璧，骗赵王说愿以十五城池做交换，为蔺相如所识破（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秦国著名外交家张仪也曾诈骗过楚怀王，骗其说秦国愿割让六百里土地给楚国，以换取楚国与齐国断交。楚怀王轻信上当，损兵折将不说，还为此丢了性命。曹魏国之元老司马懿堪称使诈高手，当面对曹魏宗室大臣曹爽的咄咄逼人，司马懿便称病不上朝。当曹爽派亲信李胜过来打探其实际情况时，司马懿便将诈术应用得炉火纯青，表现得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能听清别人说话。侍女将粥喂他口里，不能吞咽导致粥全撒了出来，一副生活不能自理、病入膏肓之模样。“诈术”之深令李胜深信不疑，便回去向曹爽禀告司马懿已如一具尸体一般，使得曹爽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备，最终司马懿出其不意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不仅诛杀了曹爽，而且奠定了司马氏执政的基础。
当然若论使诈最频繁的地方，莫过于战场。《韩非子·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北齐书》：“事贵应机，兵不厌诈。”由此可见：战场上瞬息万变，若以惯常、公开透明之做法，摆开阵势与敌硬碰硬，毫无疑问战争的胜负几乎毫无悬念，因为此种对垒下，胜负仅与对战双方的实力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诸多战争也将与宋襄公的“仁义之师”结局一样，如此“即墨之战”、“巨鹿之战”、“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以少胜多战役将不复存在。反之，若能做到“兵不厌诈”，用兵作战不排斥运用诡变、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则能取得出奇制胜的神奇效果，如此，上述战役不仅得以产生并且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奇袭制胜的思想源泉。
由此可见，由于诈术的出其不意性，为了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古之政客和军人运用者众，就连一代智慧化身和道德模范诸葛亮也不能免俗，频繁使用之，即便诸葛亮死之后，都给司马懿来了一计“诈”术。当诸葛亮病死军中之后，蜀将姜维等遵照诸葛亮临死前立下的遗嘱，秘不发丧，并且缓缓退军。魏军主帅司马懿（字仲达）见到蜀军后退，赶忙率军追击。途中突然见到蜀军帅旗飘扬，诸葛亮羽扇纶巾坐在车里。司马懿大吃一惊，怀疑是诸葛亮用计诱敌，立即策马收兵。为此《晋书·宣帝纪》记载道：
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司马懿）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刘伯温也是使“诈”高手，那他撰写此文，有何寓意？
由上可知：“诈”术古已有之，且运用者众，并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那为何刘伯温在《卖柑者言》一文中，表现得对“诈”术很是深恶痛绝呢？先不论这个问题，仔细查阅刘伯温的履历便会发现：这位嫉“诈”如仇的“道德模范”，也是位使诈高手，有两例可予以证明：
一是“灯笼计”智擒吴成七。吴成七是刘伯温青田县老乡，因贩卖私盐被打无以生计，遂反叛朝廷，在青田县金炉乡金山村后建立了山寨，自立“吴王”，与元政府对抗。元政府派出的剿匪军虽成功围住了吴成七的山寨，但进展缓慢。于是刘伯温见机使出了“灯笼计”，即让一支队伍黑夜时每人肩挑二十多盏灯笼，从山岭头挑到龚宅，吹熄后返回到起点再次点燃，如此反复，给吴成七造成政府军源源不断在增兵的“诈”术效果。原本情况很糟糕的吴成七见此光景果然意志坍塌，政府军后瞅准时机发动了一次猛攻，成功攻破山寨，擒获吴成七，不过他此时已是一具尸体。
二是脚踹朱元璋，使“诈”得龙兴城。刘伯温投奔朱元璋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便发挥了其无穷的智慧，为朱元璋攻城略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1361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刘伯温进来发现朱元璋背对着自己与一人说话，刘伯温听罢立马朝朱元璋后面踹了一脚，当然踹的不是朱元璋屁股，而是朱元璋坐的胡床。朱元璋被踹后嘴里立马说出：“没有问题”，而且还诚恳地对来人说：“若你家将军觉得兵少，我还可以给他补充。”使者听罢大喜而归。
事后朱元璋很是感激刘伯温，说他这一踹胜过十万兵马。原来来人是胡廷瑞的使者，曾为元政府效力。后被元政府派去剿灭盘踞在洞庭湖的叛军，谁知胡廷瑞自己也有打算，竟一去不回，割据一方。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元政府于是二次派人来剿匪。胡廷瑞于是先投奔了陈友谅，被陈友谅委派驻守龙兴城。后来陈友谅被朱元璋打得大败，善于投机的胡廷瑞便又来投靠朱元璋，于是派出了使者前来与朱元璋谈条件。
胡廷瑞使者开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继续保持胡廷瑞的官职，朱元璋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第二要继续保留胡廷瑞的军队。朱元璋第一反应是很是恼火，脸上由晴转阴。刘伯温此时正好进来，于是立马踹了朱元璋一脚。也正是因为刘伯温这一脚，使得龙兴城不费一兵一卒唾手可得。由此可见，刘伯温不仅善于使“诈”，而且不厌使“诈”。
回到刚才问题，既然“诈”术古已有之，并且可以达到出奇制胜、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而且刘伯温本人也是使“诈”高手，并且不厌使“诈”，为何却在《卖柑者言》一文中，表现得对“诈”术很是深恶痛绝呢？
《吕氏春秋·务本》有言曰：“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也即意味着，没有功劳却想求富贵的这种行为，就属于“诈”。这里面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未能付出与富贵相匹配的功劳，建立与富贵相匹配的功绩，却索要富贵，则属于赤裸裸的欺诈行为，这已不是仅限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小事范畴，而是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事关国家政局稳定的大事。因为能享受国家赐予富贵的必定是政府大员，也即《卖柑者言》中所述的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上的将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带子的国之栋梁；坐高堂、骑大马、喝美酒、吃美食的显赫之人。这些人本来肩负着保家卫国、抵御偷盗、安顿百姓之重任，却无有作为，纯属不可饶恕的欺诈行为。二，古已有之的“兵不厌诈”针对的仅是敌人，而非朋友，更非自己治下的百姓。因此心地宽厚、心系百姓的“道德模范”刘伯温，在对阵敌人之时，便也不会效仿宋襄公的“仁义之师”，该使“诈”时毫不犹豫，如此换得对敌战争的出奇制胜，此种做法说白了也是为了百姓。因为如果不使“诈”出奇制胜，到时战线拉长、消耗过大，必然也是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反之，则“不费一兵一卒”，实为百姓之幸。
由上述梳理可知：刘伯温心中之“诈”，其是好是坏的评判标准便为是否“欺诈百姓”？因为刘伯温作为熟读圣人之书的“道德模范”，其一直主张“以德养民”，而非“以术诈民”。“以德养民”也即意味着执政者首先自身应有德量，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刘伯温一直倡导为君者应当具有容纳百川的江海德量，从而使得百姓争相拥护、安心作业，如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反之，若执政者“以术诈民”，则属十足的无耻行为，本无孙武、吴起之谋略，却佩戴虎形兵符，端坐于将军座，装出一副捍卫国家的将军模样；本无伊尹、皋陶之才干，却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国家栋梁之模样，这些人“无功伐而求荣富”，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如此不知廉耻地“以术诈民”、享民之利，是刘伯温坚决反对的。
因此，刘伯温《卖柑者言》，看似仅是对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元朝军队的严厉痛斥，实际推而广之，则是对那些坐拥尊贵之位、坐享富贵之福却无与之相匹配才干的执政者的深刻谴责，他们不仅毫无作为，而且“欺诈百姓”，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可耻的“欺诈行为”。好在刘伯温后来遇到朱元璋，总算可以摆脱抑郁心情，大施拳脚，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成就其明朝开国功臣之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