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孟子的待遇和排场要比孔子高大上的多。孔子带着几辆牛车，几十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弟子，场面很寒酸，甚至有些悲壮。他们在陈国的边境绝粮七日，饿得眼冒金星，连最忠心耿耿的弟子子路都有点炸毛。而孟子游说诸侯境况就好得多。孟子的身后是几十辆车几百个弟子，气势相当隆重气场相当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孟子基本上生活小康，不是高官就是厚禄，在齐国甚至年收入上百万，一下子从贫穷步入现代化生活。
但总有人认为孟子是个吃白食不干实事的江湖骗子——毕竟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无人理睬，不仅从来没有干成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不断从一国吃到另一国，起码齐国高官淳于髡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看法在当时还很有市场，连孟子的弟子彭更都这样认为。彭更认为，种地的农民和手工艺人，辛勤劳动收获努力的成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孟子和自己的师兄弟们可都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干过什么实事，还整天气势浩大地到处吃白食，这样很丢人。于是他和老师孟子有了下面一场精彩的辩论。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漫，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奢侈了吗？”
彭更觉得孟子老师很过分，整天带着他们气势宏大地吃吃喝喝，正事一件也没做，这就是吃白食。
孟子也很生气，彭更跟着自己那么久，还是个榆木脑袋，竟然认为自己是个超级江湖大骗子。
孟子说：“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孟子的意思是说，社会是有分工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生产精神产品，比如教书育人的老师。虽然精神产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物质产品之下，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工。彭更竟然认为只有体力劳动者有权利吃饭活下去，难道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就活该饿死？或者说你让我这个老师活活饿死？孟子很生气。
而彭更认为，体力劳动者的层次比较低，追求吃饭睡觉好好活着，这很正常，难道知识分子只追求吃饭睡觉好好活着？祖师爷孔子不是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老师自己也说过“士志于道”吗？彭更果然是个榆木脑袋，搞得好像他不需要吃饭，或者说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羞愧难当不忍下咽一样。
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一想，彭更果然是自己的弟子，学会转移话题了，这讲的是心理动机和客观效果的问题，孟子是个雄辩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问题，对孟子来说，“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孟子说：“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效果功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效果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说：“论动机。”
孟子说：“比如有一个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效果的了。”
这就是孟子的辩论技巧，他总是能按照对手的辩题，运用归谬法把对手的论点引到一个不合常情荒缪的理论上去，从而证明对方是错的。
这段精彩的辩论，其实是说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分工的问题，孟子清醒地认识到，有体力劳动者，叫“劳力者”；有智力劳动者，叫“劳心者”。有了社会分工，社会资源才会互通有无流通起来，社会才会向前发展。第二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儒家学说总的倾向是重动机轻后果，认为只要动机是正确的，至于功利性的效果，基本上可以不去考虑。孟子曾经和梁惠王说过“何必言利”，后来的儒家哲学家就认为孟子是不追求功利的，其实这是对孟子的大大的误会。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主要看他是否出于“义”和“道”的动机。动机好就好，其他的功利东西就不必要了。这种单方面误解了孟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坏，导致一些追求功利效果的改革家和实干家成为被人讽刺的对象。王安石一心推行改革以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据说，他想把八百里梁山泊填平改造成良田，但又找不到那么大的地方来堆放那么大体量的土方和水。他的一个叫刘贡父的朋友告诉他，在梁山泊附近在挖一个八百里的水泊就行了。故事很搞笑，王安石也被讽刺的很惨，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动机轻效果是先秦儒家之后儒家文化的一个弊端。
从这段精彩的辩论中，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效果论的，这个观点与他的“性善论”有深刻的关联。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在人的内心中有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四种善端，即人的良心本心，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人人都可能成为善人。从理论上说，人人的动机都应该是善的，因此没有必要去考虑动机的问题，而只需要看人行为的效果。主张性自私论的法家，在这个问题上，与孟子有惊人的一致。法家认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在利益面前必然损人利己，动机也必然都是恶的，同样没有必要去考虑动机的问题，只要看人做事的实际效果即可。
这并不是说我们做事不需要考虑动机了，毕竟孟子的性善论和法家的性自私论都是假设。用今天的话来说，动机应该可以叫做目的。一般来说，目的正大光明，人的行为就会沿着正义而行，结果一般来说是好的；人的目的是坏的，一般来说会带来坏的结果。但人生总是充满辩证法，好心可能办成坏事，坏心也有办成好事的时候。比如你见义勇为用力过猛，把本来不犯死罪的人给打死了，这叫防卫过当，好心办了坏事；本来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却办成了一件泽被后世的好事，秦始皇为了让自己在地下还有人陪他金戈铁马，搞了规模宏大的兵马俑，现在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隋炀帝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吃喝玩乐，开掘了京杭大运河，却成了打通中国南北水上交通的要道，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动机和效果是一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辩证地看的复杂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树立正确的动机和初心，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