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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真有《明史》描述的那么奸吗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3-11 09: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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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真有《明史》描述的那么奸吗

覃仕勇

关于《明史》的撰修,明清史专家顾诚认为,清朝统治者是非常重视的,只不过,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编纂前朝信史,不如说是首先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虑。康熙皇帝深知自古无不亡之国,所以指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说得太坏,以免“本朝”倾覆之后,史家秉笔直书,落个千古骂名。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了这一旨意,尽量对明代皇帝的过失点到为止,而把明朝覆亡的责任推到大臣、太监身上。列名于《明史.奸臣传》的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把这些人物同当时的政局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原本,“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作为政治人物,往往会集是非功过于一身,很多东西并非都是像想象中那么黑白分明、忠奸立判。政治人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其好坏对错。因此,简单武断地把他们列入专门开辟的《奸臣传》中,把他们脸谱化了,非常不利于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开展研究工作。

再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当界线模糊时,就完全取决于撰史者的主观意愿和感情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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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直言,《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这种“一脉相承”不但体现在东林党诞生之后,也可以上溯到东林党诞生以前。

象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就完全是拜“东南文人”所赐。

关于周延儒,清朝赵翼的评论是,周延儒的能力是欠缺了点,但要说他是奸臣,那就太过了。

关于温体仁,曾任崇祯、弘光两朝给事中的李清认为,温体仁长于心计,决断能力一流,不足之处就是为人太过圆滑了点。

关于马士英,其实,马士英的本质和史可法是相同的,他们的结局也都一样壮烈,可一入了《奸臣传》,就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众多明朝“奸臣”中,名声最臭的,则又非严嵩莫属。

而严嵩之所以高居奸臣榜之首,主要是他的政敌除阶、以及明代文坛领袖和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和搞的鬼。

编著《明史》,就肯定会参考官修的《明实录》。

而《明实录》中《明世宗实录》的检修大权就掌握在徐阶的手中。

徐阶踩倒了严嵩,继任首辅,当然要抹黑严嵩。

而王世贞是和严嵩有生死过节的。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为嘉靖二十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在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上,以滦河失事论死。王世贞为救父亲性命,与弟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跪求严嵩出手帮忙,以得宽免。但王忬的失职,责任就在于平日疏于练兵,而当时朝廷对待督抚边将失守律法极严,严嵩虽然出面求情,世宗仍是亲自指示将之处斩。王世贞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这笔账记在严嵩的头上,认定是严嵩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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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看中王世贞“能以毛锥杀人”的手段,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助他作《嘉靖以来首辅传》,让他在其中的《严嵩传》中配合自己给严嵩泼脏水。

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影响力巨大,《明史.严嵩传》就沿袭了王世贞所作《嘉靖以来首辅传》中的《严嵩传》旧文。

王世贞抹黑严嵩,主要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诬陷严嵩“窃国权柄” 。

其实,严嵩并非大权独握,当时掌权的还有勋臣朱希忠、都督陆炳。再说,内阁的首辅一旦拥有了人事任免权,当然会是收罗人才以待己用的。此前的张璁、夏言和此后的徐阶、张居正莫不如此。而严嵩在安插人才的时候,就遭到了吏部许赞等人的弹劾。大家都说赵文华是严嵩的亲信,赵文华要推荐胡宗宪总督倭事,也遭到了吏部尚书李默的阻挠。即使是在严嵩在朝后期,他不遗余力地援引自己的亲戚欧阳必进做吏部尚书,但也只是干了几个月就被辞退了。所以,说严嵩“窃国权柄”,其实是夸大其词了。

二、诬陷严嵩只知道讨好世宗、不作为。

嘉靖朝属于大明王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卫所军队的训练素质大为下降,而边防设备多已陈旧不堪,东南的海防更是形同虚设,财政方面也不容乐观。

嘉靖二十七年,边将曾铣曾向世宗提出要统兵十二万,用三年时间收复河套。曾铣自己的财政预算是,如果进展顺利,则花费四百五十万两白银就可以成就这不世之功业。注意,曾铣说的是在进展顺利的前提下的,如果遇到挫折,或者打成了烂仗、败仗,后果就不好说了。

另外,这所谓的“不世之功业”,只是把蒙古人驱逐到阴山以北。由于河套地区太大,即使收复了,大明军队也不可能全面防守,而要沿阴山修建新的长城防线,一来工程量过大,二来防线过长,后勤补给难于跟上,那么收复河套只能是暂时,不能长久。

而由于葡萄牙人占据了浙江舟山附近的双屿岛,将东南亚国家到中国参加朝贡贸易的船队纳入自己的管理,已对我国海防构成了威胁。

也就是说,南北同时发生了边患。

严嵩经过反复权衡,否决了曾铣的提议。

这一年(嘉靖二十七年),右副都御使朱纨进剿双屿岛。

可是,世宗还是念念不忘曾铣的提议,第二年(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他对严嵩说,朕要效法太祖、成祖和武宗亲率大军前去北方巡边。

严嵩的回答是,偶有侵犯之患,不足构成大害。

一个月之后,世宗再次向严嵩说起同样的话。

严嵩只好明确回答,南方已经全面展开平倭战争,国家军事重心已经南移,不宜再在北边开展军事行动。

嘉靖三十年,发生了庚戍之变。

这场变故其实是证实了严嵩的正确判断。

但在这场变故中,大明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答允和鞑靼人通市。

一时间,天下众口一致唾骂严嵩丧权辱国,罪该万死。

严嵩却很沉得住气,仍然坚定贯彻此前制定的抗倭战略,在北方战场采取坚守措施,而把大量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到南方战场。

在严嵩的坚持下,倭寇最终被彻底消灭了。

南方战事结束,军事重心重新北移,蒙古人也老实了。国家很快恢复了先前的太平。

凭什么说严嵩只知道讨好世宗、不作为呢?

还有,西苑万寿宫失火被焚,世宗打算重修,严嵩也有苦口婆心地规劝世宗不要大兴土木,要世宗居住在以前英宗居住过的宫殿。

三、诬陷严嵩屠害忠良

大家都认为,夏言、张经、李天宠、杨继盛等人是忠良,他们被严嵩害死了,那严嵩当然就是大奸臣了。

不妨先来看看这几个人的“被害”过程。

夏言担任首辅的时候,严嵩担任次辅。严嵩的的确不是品格高尚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他是很想扳倒夏言以取代之的。当夏言的岳父苏纲和曾铣的儿子出现了私通贿赂问题,严嵩就与边将仇鸾合作,告发了夏言。世宗处理夏言的手段很果断明快,以“边将结交近侍”罪下令将之杀掉。严嵩大出意料,这个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也因此连续六次上书,请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边将结交近侍”自古以来就是大罪,没有起到效果。

至于张经、李天宠之死,按《明史》的说法,是赵文华要抢夺张经在王江泾大捷的功劳,因而将诬劾他们,致使他们被杀。

事实果真如此吗?

张经和李天宠手掌江南地区兵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毫无作为。

张经和李天宠的内心当然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但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军队不能打,就一心等着从湖南调来的土家族狼兵。前来督战的赵文华催促他们出战。他们不但拒绝执行命令,也拒绝向赵文华作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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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了。

倭寇横行东南大地,你们不但熟视无睹,还对督战官员的命令置若罔闻,到底什么意思?

无论是谁,都会选择上疏弹劾。

赵文华的弹劾奏章一上,张经和李天宠要等待的去援兵就到了,王江泾大捷就出现了。

在世宗看来,不弹劾你们就不作为,一弹劾,马上就有作为,这不是玩寇避战是什么?!

于是,张经和李天宠就这么告别人世了。

杨继盛为了“邀誉卖直”,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有“十大罪、五奸”,俨然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其势不共戴天。面对咄咄逼人的杨继盛,严嵩也主动引退,一再请示休致。但世宗认为杨继盛所奏空疏无实,挽留了严嵩,回头把杨继盛投入牢狱拷打问罪,最后以诈传亲王旨令判了绞罪。

四、诬陷严嵩贪污

严嵩虽然没有倒在杨继盛的弹劾之下,但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1562年六月)被徐阶等人成功整倒了。

徐阶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物。大礼仪中,他看到杨廷和势大,就站在杨廷和一边,所上奏章措辞激烈,让世宗恨得牙痛。在那段时间,世宗曾命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上“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八个字。严嵩当权,徐阶为了讨好严嵩,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为了得到世宗的重用,他又投其所好地玩命撰写青词。这不,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竟然成功地让世宗忘了柱子上刻的那八个字,登上首辅之位。

徐阶做事很绝,不给严家有任何复起的机会,诬捏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叛,把严世蕃往死里整。结果,严世藩被杀和严嵩被抄家。

徐阶上报朝廷查抄严家的结果是:金三万二千九百多两,银二百二万多两,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甲第六千六百余楹,还有不少的珍珠玉器镶金杯盘等东西。

可是,搜查到的赃款只有十几万两而已。

世宗大为不满,问徐阶抄了几百万两银子都到哪里去了。徐阶很无耻地回答说,资财都被严嵩家人散逸转移了,我奉诏征追,搞得鸡飞狗跳,江西全省鼎沸,这事,最好还是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实际上,徐阶是贼喊捉贼。

要论贪污腐败,徐阶就是天字号第一特大贪污犯。他用他贪污来的钱财在北京差不多买下了半条街,开了几十间店,又在老家巧取豪夺了海量土地,后来海瑞查其家产,惊叹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田产高达40万亩,富甲天下。

说起来,严嵩当二十年首辅所积累的财富,还不到徐阶当五年首辅积累的财富的十分之一。

若以贪污论忠奸,那徐阶绝对是个比严嵩奸得多的大奸臣。

徐阶当上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引诱世宗修道造庙外,毫无建树。

不难想象,如果徐阶早上二十年取代严嵩,北方会不会发生类似“土木堡之变”的悲剧不好说,但东南倭乱一定会糜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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