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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7-14 23: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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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

本文介绍了袁枚致山东著名诗人李宪乔的两通佚札(其中一通为亲笔手迹原件)和袁枚佚文《星湖诗集序》。两佚札和佚文对研究袁枚生平、著述、交友诸方面颇有价值。我们据此考证,确定了《随园诗话》的最早版本,弄清了《随园诗话》两个重要版本的刊刻时间,纠正了过去的模糊认识,解开了《随园诗话》版本问题的百年之谜。

袁枚最赏识,关系最密切的诗友中,有一位是李宪乔。李宪乔,字子乔,号少鹤,山东高密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四年(1799)。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生,四十一年(1776)召试举人,官至广西归顺府知州。李宪乔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善诗,并都有诗集传世,人称“三李”。关于李宪乔的著作,同乡单召在《李少鹤诗集序》(《少鹤诗钞》,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刊)中写道:“少鹤死,余为校其遗文。得诗如(若)干卷,赋颂杂文(若)干卷,《龙川杂记》一卷,《昙阿集》一卷,缮写成帙。又著《诗经直说》未就。”最近,有学者认为《韩诗臆说》也为李宪乔著作。(注: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3).)

在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前收了三个人的题辞:一个是蒋士铨,一个是赵翼,再一个就是李宪乔。另外,李宪乔还多了一个《随园诗赞》。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袁枚为首。袁枚将李宪乔与他们并列,可见李宪乔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和在当时的影响。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中,有一首致李宪乔的长诗《岑溪令李君子乔猥蒙佳赠舟中却寄》。诗云:“李侯示我诗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骇杜陵闯入座,旋惊退之笑窥牖……”据《高密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6月版)记载,李宪乔“宰岑溪时袁子才太史游粤西,见其诗文,叹曰:今之苏子瞻也。”袁枚在《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多次谈到李宪乔,在卷十(第69段)中还收录了李宪乔及其兄李宪噩的诗:“李怀民(李宪噩字怀民——笔者注)与弟宪桥(‘桥’为‘乔’之误,下同——笔者注)选唐人主客图,以张水部、贾长江两派为主,余人为客;遂号所咏为二客吟。怀民赠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门时,手为指朝露,心愁摇远枝。’送张明府云:‘在县常无事,还家只有身。随行一舟月,出送满城人。’宪桥咏鹤云:‘纵教就平立,总有欲高心,’‘不辞临水久,只觉近人难。’历下厅(‘厅’为‘亭’之误——笔者注)云:‘马餐侵皂雪,吏扫过阶风。’送流人云:‘再逢归梦是,数语此生分。’二人果有贾、张风味。”

虽然袁枚说“李侯示我诗百首”,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一首《咏随园病鹤》:“闲园留病鹤,偃蹇对斜曛。强起难成唳,平看尚绝群。经松愁堕雪,隔水羡归云。莫怪吟偏苦,吾怀只似君。”(见《少鹤诗钞》内集卷9,第6页)这也许是因为李宪乔客死他乡,诗稿多有散佚吧。

袁枚写的书信,既有文采又有思想,很有特色,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重的份量。在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袁枚尺牍”书中,致李宪乔的有两通:《答李少鹤书》、《再答李少鹤》。最近,我们从《高密县志》发现一通袁枚致李宪乔佚札,在馆藏清人书札中发现一通亲笔手牍原件。从信的内容看,确是袁枚研究的珍贵资料。信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第一通

袁枚拜复

少鹤先生阁下:

月之一日,接汤姓者寄来手书,如周亚夫之兵从天而下,喜极。闻太夫人又有去世之信,七十衰翁不能越疆而吊,此心缺然。仆近梓《随园诗话》,二十卷。已将贤昆季[1]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但闻阁下即日服阕入都,未知荣补何方,深为惓惓。望补江浙两省,则老人或有相见之期;否则将诵少陵别郑广文诗矣[2]。仆夏间受暑病痢,至今腹病不清,此衰年自然之理。逝者如斯,无一分顾藉心。孔子曰:“戒之在得。”所谓得者,非仅贪富贵之谓也,贪长生不死是亦得之致大而当戒者。况仆已加圣人一年[3],长释迦三岁[4],尚何不足。于心委怀,任运驻之而已。《名宦录》、《墓志铭》都已收。明高密门风,光远有耀,除拜读外,尚复何言。籍便函复,附候近安。

八月二日[5](“袁子才”“文章如面”两印章)

圣泉先生[6]手迹尤为难得,谢谢。(在信纸边框外)

注释:

[1]贤季昆:指李宪乔和他的哥哥李宪噩、李宪皥。

[2]这是指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3]加圣人一年:杨鸿烈先生和方浚师先生编的袁枚年谱,生年虽有不同,但都谓“乾隆五十四年……先生七十四岁。”

[4]长释迦三岁:释迦牟尼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佛寿为79岁或80岁。袁枚记忆有误。袁枚在其著作中,时间搞错,不止一处。

[5]八月二日: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二日,即公历1789年9月29日。

[6]圣泉先生:即应象翁,元黄崖人,字景则,时称圣泉先生,著有《易学真旨本源》、《圣泉文体》等。

第二通

袁枚答李宪乔书

子乔执事:十月十九日[1],桂林守寄到手书诗册一本。《焦氏易林》云:“心得所好,口常欲笑。”果然读之,古音琅琅然。如弹伏羲之琴,鼓素女之瑟,气盛而声之高下皆宜。此体始于古乐府,畅于韩昌黎。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堪赠。仆何人斯享此高调?感谢之忱,不觉首之至地也。伏念造化之于人才,若有意、若无意。友朋之于会合,若知、若不可知。以执事之才之高,不使登金门、践玉堂,而使屈于州郡,奇已然;亦不使终于岩壑中,则是天之无意中又有意也。仆在江之左,君官粤之西,路隔万里。年逾七十,断难修士相见礼明也。乃忽来桂林,握手欢甚,奇已然;亦不过三四见即别。别后蒙远送追舟[2]而竟不得再见,则是天之若可知、若不可知。嗟乎!贤者树立良朋风义,何以不能自主,而必听命于若有意、若无意;若可知、若不可知之天哉!静言思之,不无悒悒然。而龚黄惠民之政,元白唱和之篇,虽数遭阳九不能隘之,使无传也。君困风尘,仆伤迟暮,借此自解,其亦可全。然而一笑乎。心馀太史[3]后仆七科,小仆九岁。鄙意仆之墓志挽歌必渠所为。不料,竟反其道而行之。古人所谓荀君虽少后事当托,钟君其信然耶。见惠《莲塘》、《愚溪》两集,覃覃有味,当采入诗话,以广流传。索拙稿,因冻墨难刷,先呈上《四六》两本、《游山诗》两本,恭求训削。又钞呈《心馀诗序》一篇,系去年舟中所作,尚未得心馀死信也。执事当读而哀之。路远年衰,如有德音,尚频频寄我为望。

注释:

[1]十月十九日:杨鸿烈《袁枚评传》(台湾文海出版社)“第二章 年谱”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六十九岁。……九月,先生由广东赴桂林。”据此可知,此札写于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即公历1784年12月1日。

[2]袁枚诗《岑溪令李君子乔猥蒙佳赠舟中却寄》就是写此事。

[3]心馀太史:即蒋士铨,字心馀,一字苕年,号清容,又号芷园,江西铅山人,与袁枚、赵翼称袁、蒋、赵三家。关于其生卒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生于雍正三年,卒于乾隆五十年;一说生于雍正三年,卒于乾隆四十九年。从此信中有“又钞呈《心馀诗序》一篇,系去年舟中所作,尚未得心馀死信也”可知其卒于乾隆四十九年。

[4]《莲塘遗集》为李宪皥所作,有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刻本。《愚溪集》为单宗元所作,有乾隆四十三年李怀民古柏堂刻本。单宗元,字绍伯,李宪乔同乡。工诗,精于书法。“性尤孤僻,闭户绝交,饥煮庭中木叶食之。”(李宪皥《单绍伯先生传》,载《高密县志》第三册,第1233页)

两佚札都谈到了《随园诗话》。乾隆四十九年的信说“见惠《莲塘》、《愚溪》两集,覃覃有味,当采入诗话,以广流传”。乾隆五十四年的信告知“已将贤昆季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

吴艳红先生发现袁枚一篇佚文:《星湖诗集序》。袁枚在序中讲到:“曹星湖明府以江右孝廉出宰如皋,性眈吟咏。五年前,余已采其佳句刻入诗话矣。今以全稿寄示,余思雉皋最繁邑也,明府能游刃治之,琴歌酒赋不稍累,其神识异人哉!”序末署“嘉庆元年立春后十日,随园老人袁枚序,时年八十有一”。(注:袁枚.星湖诗集序.文献,1994(2).)

袁枚刻入诗话的曹星湖明府的佳句,我们在乾隆壬子年(54;1792)刻的《随园诗话补遗》卷二找到了。移录如下:

曹星湖明府诗,清新可喜,近蒙寄示。录其佳句云:“竹声随雨至,花影送晴来。”“霜浓皴地面,树秃减风声。”“花是当窗宜密种,草非碍道莫轻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车中最怕下廉。曹有句云:“平生眼界嫌遮蔽,风雪何妨一面当。”与鄙怀恰合。(注:《随园诗话补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卷二.)

《随园诗话》的最早版本,《贩书偶记》著录为:“《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钱塘袁枚撰,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清乾隆五十五、五十七年小仓山自刻本。”《袁枚全集》主编王英志教授也认为《随园诗话》“正编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诗话补遗》卷十记有丁巳即嘉庆二年(1797)严小秋事,故《随园诗话补遗》定稿成集不会早于嘉庆二年。”(《袁枚全集》前言)。在没有看到袁枚佚札以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现在,我们从袁枚致李宪乔的信中,清楚了《随园诗话》的第一次刊刻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以前;从《星湖诗集序》中,知道了《随园诗话》第二次刊刻的时间。有了这些线索,我们通过对馆藏《随园诗话》几个版本的比勘、考证,找到了明显早于所谓“乾隆五十五年刻本”的版本: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五十六年(1791)间断完成的,小仓山房刻巾箱本《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四卷。后来的《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十卷也不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刻本,它是乾隆五十七(1792)开雕的。而且正编和补遗并没有分两次刻,而是随定稿随刻,陆续于嘉庆二年(1797)以后完成的。它分“正编”和“补遗”的形式完全是仿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小仓山房刻巾箱本。

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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