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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3-28 20: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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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陶渊明集》《<a href='https://www.edusy.net/tag/taojingjiexianshengshi_61444_1.html' target='_blank'>陶靖节先生诗</a>注》递藏源流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在国家图书馆藏琳琅满目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对于藏书史上这两种著名的宋刻陶集,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藏书家周春购买汤注陶诗的曲折经历,以及黄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对两书的整个递藏源流,却提及不多。焦从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3期)介绍了这两部宋刻本在黄丕烈以后的收藏情况,但未提及黄丕烈以前两书的所属,而且焦从海先生对其所援引的资料出处并未详加说明。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4期)在着重考证版本的同时,简介了两书的递藏情况,但因这不是文章的重点,故陈先生只作简略陈述,并未涉及细节,也未列举相应的资料。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向读者展现两书的尽量完整、详细的递藏线索和具体情形。

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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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南宋刻递修本,二册。半叶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20.4,宽14.6厘米。卷首有汪骏昌跋。卷一后有墨笔题“正德巳卯仲冬廿日”一行,书末又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书中盖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毛晋之印”、“汲古主人”、“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阆源父”、“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海源阁”等印。《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门均有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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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晋陶潜撰,宋汤汉等注,南宋刻本,二册,半叶7行15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19.3,宽13.6厘米。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周春跋,乾隆五十二年顾自修跋,嘉庆十四年黄丕烈跋。书末有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书中钤印很多,有“秀石”、“景仁”、“董宜阳”、“向禹揆印”、“周春”、“松霭藏书”、“黄丕烈”、“士礼居”、“陶南布衣”、“陶陶室”、“汪印士钟”、“阆源真赏”、“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周暹”等印。此本《文献通考》经籍门著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书首有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序。据研究,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宋史》说汤汉做过真德秀的门客,曾官信州教授、国史实录院校勘等职。景定年以后,他曾到福建为官。本书刊刻的时间,应该在咸淳元年左右。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

据印章看,《陶渊明集》较早的收藏者是文征明的长子文彭(1498—1573)。文征明以书画著称于世,同时也是明中期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在藏书方面,他的两个儿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比他更胜一筹,《读书敏求记》称“墨林项氏(项元汴),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陶渊明集》钤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此书应该曾经文彭之手。以后,《陶渊明集》成为毛氏汲古阁的插架之物,毛扆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该书说:“宋版《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如《桃花园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即《四八目》注比时本多八十余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时本多千余字,真奇书也。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 (之后,还注明当时待售的价格是十六两。)这大概是对此书最早的研究和评价,以后不断被黄丕烈、汪骏昌、杨绍和引用或抄录。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书被黄丕烈收藏,嘉庆八年(1803),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著录《陶渊明集》曰:

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云:“宋板《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今余所得即此本也。每册皆以宋锦装面,卷端有“宋本”、“甲”、“毛晋之印”三图记,其为汲古阁物无疑。书分十卷,卷末附《北齐杨仆射休之序》,录《本朝宋丞相私记》、《曾纮说》三通,《曾》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想见好古博雅之意,辙书以遗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余又见有影写宋本但有杨之序录、宋之私记而曾说不传,可知此刊之秘矣。

嘉庆九年(1804),顾广圻将《陶集》撰入《百宋一廛赋》:“尔其陶诚夐世签题元笔规往之外几尘屡拂”,黄丕烈注曰:“《陶渊明集》十卷,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阁珍藏秘本目云‘与世本夐然不同……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最后附《曾纮说》一首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末署宣和六年,是北宋椠矣。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即此说中语也。”

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该书又经汪士钟、汪骏昌之手,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骏昌录毛扆《书目》语于卷首并跋曰“此宋版渊明集,汲古阁故物,其藏书目谓……盖所贵乎宋板者为其可以正时俗之谬误,而好古者得开卷之益也。因摘汲古书目中语录诸卷端,后之藏是集者庶几知其所以可宝欤。”两年后,山东聊城海源阁杨以增收得此书,1931年,书归周叔弢先生。

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的经历以及陶陶的分分合合就显得更曲折,更具戏剧性了。该书较早的收藏者应该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董宜阳,书首尾皆有“董宜阳”印。董宜阳,字子元,自号紫冈山樵,明嘉靖时华亭人,上海诸生,工诗文,善书法,与何良俊、徐献忠、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名,时称“四贤”。明末项禹揆也曾收藏此书。项禹揆,字子毗,秀水诸生,顺治时在南京遇难。项禹揆是大藏书家项元汴的后人,《藏书纪事诗》说“士礼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后,汤注陶诗曾归藏书家鲍廷博(字以文),但他不知道汤汉是什么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他与吴骞(葵里)一起过访另一藏书家周春,提到此书,周听后连称好书,并问在哪里,鲍说已卖给张燕昌了,周即从张处借看。张显然也不知道此书的好处,但见书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经笺(张著有《金粟笺考》,当然懂得它的价值),疑心可能是部好书,所以急于要回去,但周要他出让,张不肯,友人张载华从中调停,仍僵持不下。周春以书画、铜瓷端砚交换,张燕昌皆不答应。此时正值张燕昌需用古墨,周春遂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的“梦笔生花”大墨与他交换。周春得了此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亟命工重加装钉,分为两册,完好如新。”并把它和一部宋版礼书放在一起,将书斋命名为“礼陶斋”,非常珍爱,跋其书曰:“是书乃世间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未渝。”又说:“此本大字端楷,作欧阳率更体,颇便老眼。且校雠亦鲜‘形夭’、‘庾钧’之讹。装竟复阅数过,诚可宝爱。”后来鲍廷博也意识到汤注陶诗的价值,多方觅购,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得一抄本,张燕昌便怂恿吴骞重行开雕,“共忏悔觌面失宋刻”。

周春为得书近于巧取豪夺,得到之后更是秘不示人,并打算以这部书殉葬。后来礼书先卖去,斋名改为“宝陶室”;最后于嘉庆十三年(1808)又将陶集卖去,斋名再改为“梦陶室”。有趣的是,当初周春以耍赖的手段得书(先把书压在手里再讲价),最终也因缺乏警惕的一句狂言而与书痛别,汤注《陶诗》落入苕估吴东白手中。“吴贾(吴东白)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索卅二番云:身边立有,决少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竟不能反。去书之日,泣下数行。”周春几易斋名,洒泪别书,他对陶诗的这片痴情,让黄丕烈也颇为动容。

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黄荛圃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书从周家卖出后他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携书未至吴门即已售与硖石蒋梦华,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才以100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银居太半,文玩副之”。他感慨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131211黄丕烈将汤注陶诗和他藏的宋本《陶渊明集》放在一起,葺“陶陶室”以贮之,《陶渊明集》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此事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故实。两年后,嘉庆十六年(1811)立冬日,黄丕烈随吴县潘榕皋游太平山观红叶,顺访香岩主人周锡瓒,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使之同处“陶陶室”,黄丕烈如此看重两陶集,除了二书均是珍贵宋版之外,还与他酷爱陶诗有关。场屋失意,终生不仕的经历,正与陶渊明有某些相似之处,与历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荛圃对陶渊明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的同年好友、儿女亲家王芑孙在为陶陶室作记时还将他与陶渊明作了比较:

今者托趣于陶陶,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盖荛圃宜为县而不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又大致仿佛,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处衰季,求官于贵族,濡足焉而后去之;荛圃遭逢盛际,以高才久次,随辈获选,不由求请,顾且洒然脱屣,归卧不出,斯其遇远胜陶公。又陶公读书不求甚解,荛圃则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佳惠方来。荛圃读书之专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

黄荛圃之后,两陶集均归汪士钟(阆源)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有著录。后来,山东聊城的杨以增(海源阁藏书的创始人)听到“陶陶”的故事,于道光二十九、三十年出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把两部陶集先后收到海源阁里,欣喜万分。多年以后,其子杨绍和仍对此感叹不已:

此宋板《陶渊明集》系汲古阁故物,……后与南宋椠汤东涧注陶靖节诗并为吴门黄荛圃所得,颜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顾氏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二卷媵之,倩惕甫王先生(王芑孙)为之记,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笈也。汤注本,先公于道光己酉获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东坡和陶复来归予斋,距荛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几经转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毛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毛扆)诧为隋珠赵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永宝用之。(先公)向闻黄荛圃陶陶故事,心艳羡之,而不可得也。自道光己酉、庚戌来帅南河,访之吴门,于是两陶集先后收弆之。不胜狂喜,以为合璧重光,莫是过也。

遗憾的是,身后事难料。约八十年后,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将其宋元秘本捆载至天津出售,从此,海源阁藏书星散人间。幸运的是,“陶陶”为爱书如护头目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得。

1931年,周叔弢先生先买到《陶渊明集》,而“汤注陶诗”被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王雨)买去,他知道周先生历来不愿好书失群,所以居奇抬价,丝毫不让,磋商很长时间,1933年4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叔弢先生还是以4000元的高价将书买回,使“陶陶”分而复合,安然为自庄严堪所收藏。不但如此,弢翁还因为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苏东坡集》中《和陶诗》二卷,放在陶陶室内,所以又向杨敬夫买下这两卷《和陶诗》,使它珠联璧合,恢复陶陶室的旧貌。

黄丕烈、周叔弢不惜高价以保全“陶陶”,苏州悬桥巷黄丕烈筑专室藏书,周春为得此书不惜耍赖;杨以增父子以之为“天生神物”,希望“子孙永宝用之”;毛扆的啧啧称奇,周春“礼陶斋”中的“不胜狂喜”,“梦陶室”里的扼腕痛惜;顾用修感慨“先生(周春)嗜书之笃,赏鉴之精,而吴鲍张三君子之好事,亦流俗中所罕觏”,……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出“陶陶”的珍贵价值。几百年来,“陶陶”就象一对熠熠生辉的明珠,牵动了多少藏书家的心,寄托了无数的喜怒哀乐。薄薄四册书,凝结了多少藏书大家的心血。“陶陶”的价值,早已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了。无数藏书者梦寐以求之,无非希望据为私有,传之子孙,但胸怀广大,关心古籍命运重于个人得失的周叔弢先生从历代私家藏书聚散无常、甚至顷刻化为乌有的教训中,意识到只有由国家政府统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传之久远。1942年,周叔弢先生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善本书恐怕不易,开始计划将所藏古籍善本捐赠国立图书馆,他在手定的书目上写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他藏书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书,共计715种,26712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陶陶”和两卷施注《东坡和陶诗》。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满腔热情地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周叔弢先生选择北京图书馆作为捐书的所在,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对儿子周珏良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淑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

竭尽多半生精力搜求古籍善本的周叔弢先生,他的藏书都是经过严格的“五好”标准挑选出来的,悬格极高,可以说他对每一册书都意笃情深。1942年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数十种,“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但他最终却能毫无保留,慨然赠书给国家,尤显其难能可贵的精神。现在,周先生等藏书家捐赠的古籍善本,与馆藏的其他善本书一样,都安居在国家图书馆的恒温恒湿的善本书库里,在周密的安全保卫措施和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具有古籍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对善本书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整理、出版、为科研读者提供必要的阅览服务,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正焕发出新的青春。当年为收书、藏书、护书倾尽心力的藏书家们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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