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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刚死就翻脸?唐太宗对魏征的微妙心态,进谏可以,别总打我脸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19-12-02 0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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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一直被誉为可以与刘备、诸葛亮相媲美的良好典范。

固然,魏征敢谏,太宗善于纳谏,看似主明臣诤。然而以人性而论,谁不愿多听好听的,谁经常被人怼而能保持色不动心不焦?

从这个角度看,很难理解太宗能对魏征一直保持虚怀若谷之心态。而魏征又是一位得理不让人的主儿,说话办事只求无愧天理人心臣道,而不管太宗的颜面。可以想见,两人的关系或许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融洽。

这段隐秘有趣的历史,我们不妨一观之。

人刚死就翻脸?唐太宗对魏征的微妙心态,进谏可以,别总打我脸

一、郁郁不得志的青年魏征

魏征字玄成,河北巨鹿人。他少年丧父,家中贫寒,又无心于操持生计,便出家当了道士。他年轻时博览群书,打下了很好的学问底子。隋末农民起义时,经义军首领元宝藏之手转入瓦岗军李密帐下。李密对魏征经手的文书非常赞赏,见面之后,魏征向李密进献十条策略。李密表面上称善,实际并未采纳。

李密是个予智自雄的人,一向十分自负,对魏征冷淡也在情理之中。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魏征的真正谋略水平并不高。

瓦岗军击败宇文化及后,以元气大伤的衰弱之众与王世充激战。魏征指出瓦岗军有两大隐患,其一是将士久战气衰,而且死伤众多,不宜再战;其二是军中没有建立起府库,只靠隋朝的粮仓维持生计,将士有功而无法赏赐,士气不振。

他的对策是暂且深沟高垒,坚壁不战,等王世充粮尽而退,再乘虚击之。李密同样没有采纳。

魏征说的不对吗?一点都没错,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李密不会傻到看不清这现状。那为何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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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书呆子策士与一军统帅的区别。魏征看到的只是眼前,而李密考虑的却是全局。李密的志向是拿下东都洛阳,当天下义军的真正盟主。但崛起于关中的李唐已经跃跃欲试要争夺洛阳,如果东西二都都落入其手,瓦岗军就大势去矣。

面对必争之势,即便倾尽主力伤亡惨重,也要拿下东都占住先手。如果中规中矩地按魏征的建议,倒是能磨死王世充,可洛阳就别想了。

策略方向是对的,形势却不够理想。李密过分低估了王世充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但从战略上讲,他无疑比魏征要高出一筹。

李密失败后降唐,魏征也一同归唐。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什么重视,于是自告奋勇到瓦岗军的故地召纳安辑李密的旧部。

仍在镇守黎阳的李密旧将徐世勣,在魏征的劝说下归唐,但不久后窦建德挥兵南下,魏征与徐世勣都被窦氏所虏。窦建德任命魏征为起居舍人,做的工作无非是文书草撰之类。

虎牢关一战窦建德败亡,魏征与徐世勣再次回到唐朝。太子李建成正在罗织势力,闻听魏征甚有文才,便拜他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的职责是匡正太子的言行,虽然距离太子很近,却不是什么重要的职务。他屡屡劝李建成用心对付李世民,防止其夺位,李建成亲征刘黑闼就是出自魏征的建议。

玄武门之变后,太宗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他们兄弟。其实建成与世民的关系,不待群臣挑拨就已是一团糟,太宗说这样的话,不过是故意加罪于魏征。

魏征生性直率,不和太宗绕弯子,脱口而出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魏征传》)太宗素闻其名,没想到还是头有趣的倔驴,于是把他留下不杀,任命为谏议大夫。

二、投入太宗帐下:一见他我就奋不顾身

魏征事主以忠直著称,他不像李建成其他的余党,在唐太宗面前唯唯诺诺生怕得罪,而是坚持本分,只做事、不对人。这令唐太宗极为欣赏。所以从贞观元年起,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就迅速亲密起来,常常把他叫到宫中,询问国政的得失。

魏征敏锐地意识到唐太宗虚怀若谷的特点,也以受唐太宗赏识而骄傲,因而迅速激发出强大的热情,坦诚无私地进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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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格耿直,说话不遮遮掩掩,魏征的进言明显区别于其他人,以亢直大胆而著称。他敢于以秦二世、隋炀帝为对比,讲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使太宗树好靶子、警醒自己。又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把江山社稷与民心的关系赤裸裸地摆出来警告太宗。至于培养勤俭作风、纳谏作风、识人作风等,言论都很多,而且经常说的夹枪带棒,让太宗在面红耳赤之余领悟正确的为君之道。

魏征的谏言内容很丰富,在君道之外,还对轻赋敛、收民心、选拔官吏等许多方面提出了谏议,让唐太宗匡正策略。

例如有一次,西域诸国想通过高昌国王麹文泰,向长安派遣使者。万国来朝对皇帝来说是很大的面子,太宗高兴之余下诏同意。但魏征站出来说不,他认为各国使者入朝,从边关州郡到长安各级机关,都要支付大量的接待物资,这种面子活儿虚耗国力却没什么好处。他们想与大唐亲近,可以随便出入经商,但使者来作客还是免了。太宗认为有理,追发诏令停止此事。

在谏议国家大政的同时,魏征对太宗的私人生活也时刻监督、进谏,生怕他荒于政事、耽于享乐。

有一年春天,太宗要去打猎,结果被魏征以春天万物方生、不可猎杀为由拦了回来。太宗只好作罢,但心中很是不爽,暗暗骂道:“真该除掉这老匹夫!”他满脸怒容地回到了后宫,长孙皇后问清楚缘由后,连忙换了一套朝服,严肃而认真地向太宗祝贺:“只有英明的君主,才会有直言敢谏的大臣。皇上得此贤臣,正是您英明所致。”皇后的一席话,才使唐太宗消除了怒气。事后,长孙皇后还派人给魏征赏赐了礼品。

又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鹰,一时间非常喜爱,把鹰放在肩膀上逗弄。恰巧魏征晋见奏事,太宗怕他又怼自己玩物丧志,就赶紧把鸟藏在怀中。其实魏征已经看见了,他并不说破,而是故意拖延奏事时间,东拉西扯说个没完。尽管唐太宗心里很急,但又不得不听魏征的汇报。等到魏征奏完事离开后,那只鹞鹰已经闷死了。

魏征其实也知道,他的谏诤行为有时确实让太宗很尴尬,影响君臣关系,他也在时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并不失时机地向太宗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某次太宗借事告诫魏征要顾及自己的名声与后路,魏征迅速回应这个话题,说如果只顾自己的私利,那国家可能就要灭亡了。太宗瞿然后悔。魏征趁势打铁地说:“请陛下让我做个良臣,而不要做忠臣。”

太宗问这有什么区别,魏征说,后稷、契、咎陶这些人是良臣,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君主尧、舜也从善如流、谏无不纳,君臣各得其所,国家治理的也好。比干、关龙逢则是忠臣,他们舍死进谏,却被商纣、夏桀杀死,虽然成全了自己的美名,却让天子承担恶名,国家也没有得到好处。这种忠臣毫无意义。

这种为臣的价值观,超越了传统的谏诤范围,把进言上升到国家治术的高度,赢得了太宗的高度认可,也更加奠定了魏征在太宗心中的地位。

太宗在贞观后期渐增骄奢之心,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魏征针对这种情况,于贞观十三年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不厌其详地对比了太宗贞观前后十年的做法,劝诫太宗务必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积德义、施仁政,保持贞观初年的开明作风。虽说太宗仍然有点“十渐不克终”,但终于没有晚年崩盘,大体上保持了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唐太宗面陈的正式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的奏疏十一件,其余随机性的进谏和思想交锋更是多达上百次,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不论最终被采纳多少,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唐太宗曾说, “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此皆魏征之功也。”

三、名臣谢幕:唐太宗居然也会不耐烦

贞观十年七正月,魏征因病去世,终年64岁。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隋唐嘉话》)

唐太宗如此痛心疾首地悲叹,既点明了魏征作为一个忠君的诤臣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隐隐约约道出了他对谏诤的态度。

任何一个皇帝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唐太宗纵然在纳谏方面做的非常好,但他也有正常人的情感,不可能也不会一直接受谏言。在魏征生命的最后几年,太宗其实已经显露出对进谏的不耐烦。贞观十三年以后,除了魏征仍在毫不放松的进谏,其他臣子已经不大敢直接指出太宗的失误,转而迎合他好大喜功的心思,拍马溜须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所以魏征当面批评太宗说:“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篇》)这种时候,也只有魏征说的话太宗尚且能听进去,他把魏征的奏疏贴到屏风上,时时观看,提醒自己。

为什么魏征的话有这么大威力?不外乎魏征通过十多年的不懈进谏,已经稳固地取信于太宗。纵使中间发生过任命亲族为官的事,太宗也知道魏征的忠君之心是干净纯粹的,是彻底地为天子、为大唐的社稷着想的。

从这个角度说,太宗是真正把魏征当成了镜子,而且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取代的镜子,这是长期的共事中形成的特有政治关系。只有魏征的话他信,只有魏征的出发点他彻底放心。

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唐太宗只采纳自己信任的人的谏言,而对感情距离远、政治态度不托底的谏诤者,他远没有史书记载中的那么从善如流。

魏征死后,朝臣公认的魏征接班人刘洎,也和魏征一样忠诚无私地频繁进谏。但他在太宗心目中地位远远不如魏征。贞观十九年,也就魏征去世后两年,太宗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班师后太宗患了病,刘洎忧虑地说陛下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禇遂良诬告说,刘洎这是盼着老皇帝赶紧死,以便效法伊尹、霍光掌握大权。

太宗闻讯大怒。议论皇帝健康问题历来十分敏感,一般都被视为对皇权有非分之想。这话要是魏征说出来,那自然没什么。可刘洎是什么人?你说这话就是居心叵测。恼怒的太宗当即下令让刘洎自杀。

杀谏臣的同时,也令太宗更加感叹,少了一个肝胆相照的魏征是多么的寂寞。太宗专门下诏,号召众臣学习魏征,做到直言不隐。但他心里其实也明白,君臣际遇可遇不可求,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也就那么一个知己,失而不再,岂可再得。

太宗登上凌烟阁,默默对着魏征的遗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劲条逢霜催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对这位终生的良师益友的哀思与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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