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惶恐滩头的生命绝响

关于方以智晚年的遭遇，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一般的看法是，他在明亡后出家为僧，弃身山林，潜心学术，暮年不幸被一场莫名其妙的“粤难”牵连，在押解进京至惶恐滩时，背疾发作，然后平静地病故。

事实果真是如此简单吗？几年前，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其著作《方以智晚节考》中，举出种种有力的论据，认为方以智是在康熙辛亥年（1671年）船经惶恐滩时投水自尽，以全晚节。余英时的观点不啻一声惊雷。至此，人们方才发现，方以智的死亡真相已被蒙蔽得太久，并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的一生。

方以智自画像

滔滔赣江，沿途有十八滩，惶恐滩是其中最险的锁口大滩。滩头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名叫万安。惶恐滩有“鬼门关”之称，青山壁立，怪石嶙峋，水流湍急，地势险恶，民间有“惶恐滩，阎王滩，十船过了九船翻”之说。 历史上，那些途经此地的失意文人、贬谪政客或穷途英雄，在惶恐滩如此惊险之地，便联想到国难深重、命途渺茫、身世飘零，不禁悲从心来，黯然涕下。北宋绍圣元年，年近六旬的苏轼被贬谪至惠州，诗人在《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中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公元1129年，南宋高宗祖母隆祐太后遭金军追击，在万安皂口仓惶登陆逃命。几十年后，爱国词人辛弃疾经过万安时，在惶恐滩上方的皂口壁上，提笔写下了“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感慨词句。南宋末年，惶恐滩又迎来了一个形容憔悴、目光如炬的诗人，他手戴铁链，脚穿镣铐，长髯飘飘，他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惶恐滩头，他写下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

自此，惶恐滩成为孤臣泣血死节之圣地。

旧桐城方氏一门，自古多忠烈之士。早先，方以智先祖方法拒绝依附篡位的燕王朱棣，被押往南京。船只在经过安庆望江时，方法遥望家乡，作绝命诗二首，诗云：“魂定依高帝，必将愧叛臣。相知应贺我，不用泪沾巾”。然后慷慨赴水，投江而死。

所以，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断定：方以智在惶恐滩头乃“不得不死”、“死得其所”！

我当然相信方以智是投江自尽的。当时，方以智年已六十一岁，身体孱弱，在押解途中，朝廷破例允许他的少子方中履、侄儿方中发、孙子方正珠一道随行。特别是方中履，和父亲须臾不离。方以智自尽的所有情况，他、包括随行的方中发、方正珠肯定都是很清楚的。在他们当时的诗文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方以智是因病而死。但是，迫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又无法说明真相，只能在诗文中暗示方以智是自尽完节。

例如，方中履在他的《汗青阁文集》中说：“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方中履《哀述》一诗专为记述方以智艰辛的一生，其中多处暗示死亡真相：如“波涛忽变作莲化，五夜天归水一涯”。在佛教中，莲花是从俗世中解脱而生于佛国净土的圣人化身，这里显然暗示方以智投水而死，后一句点明死亡时间。再如，“激楚如今当再拟，教人无奈赋招魂”，这显然是将方以智比之于屈原。再如《月夜迎先大人柩，会三弟、侄、儿珠于枞阳江口》一诗中写道：“天高来夜月，霜白照离人。此际悲欢共，招魂到水滨”。若是病死，方中履断然不会说到水滨去招魂。仅从这些诗文就可以断定，方以智是沉江完节无疑。

方以智是朝廷要犯，他的自杀，事关重大，江西地方官为推托责任，集体谎报“病故”。同时，方以智的亲友因恐连累无数当事之人，也自然不会在文字中透露死亡真相。这样，方以智病故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但事实就是事实，三百多年后，方以智的死亡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

接下的一个问题是，方以智为什么要自尽？在扑朔迷离的所谓“粤案”中，他真的有罪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还是要了解一下方以智的为人和他独特的个性。

方以智出生于仕宦之家，成年后秉承东林遗风，主盟复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指斥弊政，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年）考取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膝行，号泣长安门外讼冤，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没有人敢为他递上血疏。但崇祯帝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有感于他的孝心，其父得以释放，并重新得到任用。方孔炤虽然含冤下狱，但他孤军深入导致兵败，怎么说也难辞其绺。方以智整整两年号泣于京城，据理力争，不达目的不罢休。李自成破潼关，方以智请缨到军营效力，大学士范景文上疏推荐方以智，崇祯帝于德政殿召对，方以智提出许多救国方略，崇祯帝抚几称善。但方以智的建议与朝中当权者相忤，他最终并没有得到重用。不久，李自成义军攻入京城，崇祯帝自尽。在文武百官纷纷忙着逃命的时候，方以智却冒着生命危险不合时宜地去哭灵，结果被义军抓住，惨受毒刑，两脚髁骨都露了出来。李自成义军撤出京城后，方以智逃至南京。

方以智书行窝

方以智被誉为“真才人、真孝子、真忠臣”，他反清复明的立场坚若磐石。在明末数个小朝廷尚存时，他公开地反清复明。在逃到南京后，他打算效力于福王小朝廷，结果被马士英、阮大铖相逼，只好伪装成道士，逃到天台、雁荡山中，靠卖药为生。清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成立永历小朝廷，方以智因拥立有功，被封为左中允，充当经筵讲官，次年加封为侍讲学士、东阁大学士。但是，他见永历小朝廷气数将尽，于是再次浪迹山野。永历帝多次召他任职，他十次上疏坚辞。清顺治五年冬，方以智返回桂林，携妻小移居广西平乐西山。清兵攻占平乐，方以智装成僧人，被清兵拘捕。清将马蛟麟逼迫他投降说：“官服在左，刀剑在右，你自已选择吧！”方以智从容弃官服而选择刀剑。马蛟麟被方以智浩然气节所惊服，亲自为他松绑，允许他出家为僧。

从鲜衣怒马的贵公子到奔波流离的苦行僧，从灯红酒绿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方以智那颗雄心真的从此平息了吗？

从以上方以智的政治经历来看，他对故国怀有深入骨髓的爱恋情怀，有着强烈的济世报国之心，对清朝统治者怀有刻骨的敌意。遗民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液，日夜在无声地奔涌。可以说，他不会安心于做一个平常的僧人。

如果“粤案”确属诬陷，那么，方以智顶多是到京城走一趟过过堂而已，清廷断不会为难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如果无罪，方以智更不会自杀，他不是怕死之人，况且儿孙皆在身边，他又如何忍心抛弃亲人而去？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有罪，而且罪无可逭。那么，方以智究竟犯了何罪呢？

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诗文中侧面了解发案之初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三省羽书急如箭，粤西题请请再三”。（方中履《陪集》）

“朝朝胥吏走纷纭，督抚监军郡邑文。三省行查回万纸，笔尖和泪太殷勤。”

“有高僧无可，中奇祸。人之闻之者，咋舌摇头，如疫疠猛火不敢近。所亲信或委之而去。”《萧孟昉六十序》

“祸之方始，符下追摄，吏卒操兵围宅，铃析达晓。子孙被收，齑粉夷灭，近在漏斗。道路汹涌，莫不咋指吐舌。”

这是什么样的惊天大案呢，朝廷如此兴师动众，惊动了粤皖赣三省督抚和监军，而且，人不敢言，避之如瘟疫。

对立足未稳的清廷而言，这样的步步紧逼和穷追不舍，只能说是出了谋逆大案。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是一起始发于粤西、仇家告密、粤皖赣三省联手查办，持续事件长达两年有半的重大案件。至于发案详情、涉案人数以及如何结案，由于核心“案犯”方以智的死亡和清廷的高度保密，我们今天已难知其详。

方以智著《通雅》

然而，历史总会在一些关键地方留下些许凤毛鳞爪，让后人去窥探事情的真相。赓臣《送佺儿游粤序》中引用了方以智的一段话，这是方以智保存下来的晚年直接涉及政治的唯一记录。方以智说：“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知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一旦天下有事，吾当其任，处分经略，取之眼中、手中、可以猝办”。什么叫“今天下脊脊多事”，又是什么叫“一旦天下有事”？联系当时情形和方以智晚年的行为，这些问题的言外之意，并不难理解。

当时，清廷立足未稳，整个社会都在暗地里酝酿着一股反清复明的浪潮。三藩蠢蠢欲动，台湾郑氏在闽南漳、泉等地仍有据点。方以智具有卓越见识，深谋远虑，他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从两年后吴三桂反清可以看出，当时反清复明的民众是何其之多。吴三桂反清是汉族民族情绪的一次大爆发。他起兵短短三个多月就轻取广西、湖南、四川三省，而且福建、江西、浙江、广东、陕西等省相继反清。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波及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从广义上来讲，它显示了汉民族同异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参加或响应吴三桂起兵的相当一部分人跟吴三桂毫无关系，他们只是不愿接受异族统治。

从1664年方以智五十四岁时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的邀请，他成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1671年）“粤难”发作，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八年。这一时期，是方以智社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与社会各层次往来密切。方以智的好友魏禧，见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复杂，曾对他提出过婉转的告诫。魏僖于1667年在写给方以智的《与木大师（指方以智）书》中指出：“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所谓“形迹所居，志气渐移”，大约就是指方以智社会活动太多，交往复杂，不安于寺，渐渐失去了一个高僧所应有的操守。魏禧的话从侧面反映了方以智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珍贵资料。方以智晚年驻锡青原时，并不是安心地在寺庙里诵经念佛，而是借佛堂这一不易为外人注意的特殊场所，暗里从事复明之大事。他在江西建昌府山中的五六年时间里，四处活动，杖履四方，以致“群议竞起”。来到青原山净居寺后，他的三个儿子长期留在他身边，可能是为他的复明活动执行联络之事。余英时指出，“吾人今日实已无由再信密之披剃后与复明活动完全绝缘之说”。枞阳作家钱王刚先生在他新出版的《方以智传》中提出，种种迹象表明，方以智就是影响广泛的天地会的总舵主。这些都为我们重新认识方以智晚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

如此，方以智唯有一死，所谓的“粤案”才会成为无头之案，他的亲人、家族、朋友以及许许多多参与复明的志士才不会牵涉进来。

以前，在初读方以智时，我感叹于他前半生的一波三折、历尽沧桑，感叹于他学识的丰富与宏伟，更感叹于一代杰出学人不得不跻身庙宇的尴尬和窘迫。现在，重新审视方以智的晚年，我们又看见了青灯黄卷之上闪烁着刀光剑影。原来，他从没有放弃复萌故国的理想，他带着这样的理想举身赴水。他为故国殉生，这是他最后的壮举，在五更天的夜里，他完成了一个战士的生命绝响。

方以智墓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走过了惶恐滩。他的死，是一次精神和生命的双重复生。

方以智，一个学人和战士的双重人生，何其悲壮，何其完美。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铜陵枞阳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有“明季四公子”之称。因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作者：谢思球，系铜陵市作协副主席，枞阳县作协主席，著有散文集《文章之府老枞阳》和长篇小说《大泽乡》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