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记》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白话文：
虎丘离苏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没有高耸的山岩幽邃的沟谷，只是因为接近苏州城的缘故，（达官贵人）装饰豪华、满载声歌的游船，没有一天没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游人来来往往，纷繁错杂得像织布一样。中秋时节（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这一天，苏州城家家户户倾城而出，肩挨肩，人挤人，接踵而来。无论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还是平民百姓，没有谁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垫上，把酒放在路边。从千人石到山门，密密麻麻紧挨着的游客多如鱼鳞。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积得就像山丘，酒器里盛的酒如云彩一样奔泻不停。远远望去，就像无数大雁落在平坦的沙滩上，又像彩霞铺在江面上。即使用电闪雷鸣也无法形容那热闹的场面。
刚摆上酒席时，唱歌的人成百上千，声音像蚊虫齐鸣，分不清（唱些什么）。分部安排好后，都竞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争高低，雅乐俗乐都有，唱得好坏也自有分别。过了一会儿，摇头踏脚按节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数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悬在空中，山石反射着月光，如同白练，所有粗俗之乐，都悄悄停了下来。应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个了，他们伴着一只箫，一只笛，一人舒缓地敲着歌板歌唱。管乐和人的歌声一起发出，清幽嘹亮，使听众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树影斑驳，这时，连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个人登场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静息地倾听。他的歌声细如发丝，直冲云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时间。飞鸟仿佛也为这舒缓悠长的歌声所感动，徘徊不忍飞去，壮士听到这样的歌声，也忍不住要落泪。
剑泉深不可测，飞耸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样峭立。千顷云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峦沟壑秀丽无比，这里最适合飨宴宾客。但中午过后，阳光强烈，（游客在此）无法久坐。文昌阁（景色）也好，傍晚的树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只有远处的虞山一点遥遥在望。平远堂荒废已久，我和江进之商量修复它，想在这里建个祠堂，祭祀韦应物、白居易等先贤。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经请求辞官归去，恐怕江进之修复平远堂的兴致也大减了。（可见）山川景物的兴盛荒废，确实是有时运的啊！
我在吴县做了两年县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后一次是和江进之、方子公同去的。我们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来。唱歌的人听说县令来了，都躲开藏了起来。我就对进之说：“官吏的横暴，差役的庸俗，也太过分了啊！以后我辞官后，一定要在这生公石上听曲，以月为证。”我幸好解免官职，客居吴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还记得我当年的话吗？
《虎丘记》作者介绍
袁宏道，生于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12月23日，卒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省公安县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佛学家，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史称公安三袁，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世人认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于湖广荆州府公安县长安里，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诗文。袁宏道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组织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卓然独立。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为徐渭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 ”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 。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
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
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
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
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万历十九年，袁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
袁宏道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
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
袁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袁宏道于禅学主要是因袭了李贽的思想而已，并无多大发明，与张幼于所言，是意气之论。
《西方合论》是晚明期间的一部重要净土宗的著作，本书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与一般的净土教迥异其趣，这主要是因为宏道错综众说，不拘一经，以华严的圆融精神，含摄五教，通贯六阶，开阔了净土的视野。因此，《西方合论》是晚明佛学内部融通合流的产物。《西方合论》既兼容诸宗之说，又以净土一门为旨归。宏道在该书中兼综博取，对莲宗大德也广泛汲取、称。
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余字。
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
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游记文90余篇，于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
如《满井游记》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诗及多数散文，仅限于抒发个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意义有限。当时一些公安派文风仿效者，则更发展了这一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创作，瑕瑜互见，功过并存。总的来看，作为晚明的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其功绩还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长传》《初至西湖记》《叙陈正甫会心集》《虎丘记》《满井游记》《西湖游记二则》《戏题斋壁》《游虎跑泉》《东阿道中晚望》《戏题飞来峰》《袁中郎集笺校》《瓶花斋杂录》《破研斋集》。
流传至今的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广陵集》《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
《虎丘记》作品介绍
《虎丘记》是明朝文学家袁宏道的游记散文中的代表作。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曾出任吴县县令，短短两年任期期间，热爱游赏山水的作者六次游览苏州名胜虎丘。因为作者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向往和对官场俗务的厌倦鄙夷，万历二十四年，袁解职离吴，因为留恋虎丘胜景，回忆虎丘赏月赛歌的盛大场面以及虎丘各处的秀丽风景。写下了这篇游记散文。
《虎丘记》开篇从“无日无之”到月夜、花晨、雪夕，相对“中秋”来说，同时是铺垫与烘托。下面“每至是日”一句正紧承上文意脉，指出但凡中秋都是如此，笼括年年中秋而并非实指哪一年中秋。从而又强调了本篇是以“中秋”为焦点来表现“登虎丘者六”的综合体验。接着作者从空间角度展开视野，纵横笔墨。挥洒出一幅中秋时节盛游虎丘的鸟瞰图。场面之盛，色彩之丽，声势之大，震耸视听，摇动神魄。作者仍嫌笔墨贫乏，索性径以“无得而状”来否定上面的具体比喻。启发读者展开想象去体味。从实到虚，从有限到无限的变化。显出那游乐场景的美不胜状。整整一段多用整饬的四字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渲染同一对象。有大赋铺张扬厉的风致；笔势则略无滞碍。文气流注，紧密拍合了场面的声容气势，而作者作为观照主体的赞美倾羡之意亦挟带而出。
空间场面的渲染铺排后，作者将视听凝聚到最富市井情调和民俗意味的演唱上面。镜头由全景式鸟瞰转向依时问推进的特写，用墨随之由疏阔而变换为深细。这一大段是全文记写的主体部分。作者用“布席之初”、“未几”、“已而”、“比至”几个标明时问推移的词联带出一幅幅场景画面，整个过程既有鲜明的层次感，又自然流走。场面由喧杂而导向幽静，境界由单一唱的描述，过渡到声、色、景、情的浑融一体。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总述自己与虎丘的关系。作者特别提到最后一次与江、方同登，在生公石上待月的情况，这是为了引出后面的话，而且前面也已申足中秋月夜，所以也只点到即止，不展开描述。品味市民们在月光笼罩下不分贤愚、无论贵贱的歌吹游乐，官身与民众的隔膜使他发出无限感喟，对官场的厌烦与弃官的打算是早就萌生了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在这次登虎丘的遭遇中进一步被强化，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自然也就坚定了原本就有的弃官决心。
将六次虎丘之行融汇一处，选取最为精髓的片段进行记述，达到详略得当的效果，这是文章的妙处所在。叙述方式上，作者匠心独运，采用铺排、裁剪、比喻等手法，围绕虎丘之景、虎丘之人以及游乐之事进行多角度、多方面描写，构成一幅完整的情境，结尾则画龙点睛，通过自己先后以官员和平民身份游历虎丘的不同心境，表述内心情志，赋予文章以讽喻的色彩。文章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