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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位汉武帝,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述所论却大有不同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3-15 06: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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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位汉武帝,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述所论却大有不同

一、关于汉武帝的不同评价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位帝王,我们总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没有比他在位时间长的皇帝了。这五十四年里面,汉武帝干过很多事情,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和事迹,我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可以涵盖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信仰以及自我批判等各大方面。正因为他做过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在应该如何评价他这个问题上,就有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汉武帝也成为我们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前段日子热播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可能很多观众都看过。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大家对汉武帝有什么看法?我曾经问过不下十个人,都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结果我得到不下十个答案。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汉武帝聪明,浪漫,有人说,这个人心计太重了,手腕太狠了。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可以分出,有些是倾向于肯定汉武帝的,有些是倾向于否定他的。至于为什么要肯定他,肯定到哪一步,为什么要否定他,否定到哪一步,那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大家不信,回去马上找十个人来问问。

同样一部电视剧,同样一个故事,尚且会因为看的人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史籍浩如烟海,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有不同的讲法。把这些不同的历史纪录放在一起,简直令人头昏目眩,无所适从。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里面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就大不相同。最后,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卷六)班固的意思是说,汉武帝唯一的缺点,就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一下,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那简直太完美了,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就会毫不逊色。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才华、政绩是深信不疑的,给出的评价相当正面。

司马光呢?司马光对汉武帝也有个整体评价,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这五十四年的皇帝做得是非常荒唐的,作为一个皇帝,欲求强烈,用刑惨酷,又是大兴土木,又是到处打仗,还要相信鬼神那套东西,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跟秦始皇简直没什么差别。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悲观怀疑的,给汉武帝的评价也相当负面。

班固和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汉书》和《资治通鉴》同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分量的史学著作。但是他们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竟然处在两个极端上,一个说他好得不得了,一个说他坏得不能再坏了。搞得我们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从。

那除了这两位,还有没有大腕级的历史学家记载过汉武帝呢?有,司马迁啊。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这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什么优势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晦涩不明的。很多话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是很有看法的。

中国古代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少说也有几千种,但要按重要性排出前三名,那一定是这三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恰好,这三部书都花重墨记载了汉武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拿来做个比较,看看他们描绘出的汉武帝形象,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光听一个人说,汉武帝是什么样子的。

二、一个故事,三种讲法

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征和二年(BC.91),已经步入迟暮之年的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太子刘据之间,上演了一场人伦惨剧。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纲领,有一条“晚年改辙”,汉武帝晚年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一次沉痛的反思,就跟这一次事件有关。怎么回事呢?有个叫江充的人,这个人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他出于某种原因和目的,给太子和太子的生母卫皇后栽赃,说他们用巫术诅咒汉武帝。这个罪名要是成立,那是非常严重的。汉武帝下令展开调查。江充果然从太子和皇后的寝宫里面搜出很多用于巫术诅咒的道具。这事把太子急坏了,为了自保,被迫起兵发难,最终兵败自尽,卫皇后也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如果我们比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同样是“巫蛊之祸”,这三部书的叙述方法是不同的,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也是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看《汉书》。在《汉书》的相关记载里面,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看上去非常清楚。有一次,太子的家人触犯法令,正好撞在江充手上,被江充给治了。太子去求情,说这个事就不要让他父亲,也就是汉武帝知道了,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给他添烦。结果江充没给面子,把太子家人触犯法令的事如实上报给汉武帝。汉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奉公守法的表现。江充因此威震京师。

后来随着汉武帝慢慢衰老,再加上疾病缠身,江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汉武帝百年之后,太子顺利登基,因为当年这件事情搞打击报复,那自己岂不是性命堪忧。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企图阻止太子继位,就想出了利用巫蛊来栽赃陷害这么一招。

根据《汉书》的记载来看,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很明显是江充,汉武帝是被蒙蔽的。而且在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追悔不已,又是造思子宫,又是造归来望思之台,一个痛失爱子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但我们看《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理解就不一样。《资治通鉴》在讲江充和太子的矛盾之前,先铺垫了一段小插曲。“巫蛊之祸”发生的三年前,汉武帝的宠妃赵婕妤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事情不正常,俗话说“十月怀胎”,她却怀了十四个月。汉武帝却说,上古的圣王尧也是在娘胎里呆了十四个月才肯降生,这个孩子跟尧有得一比,于是就把赵婕妤生产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尧母门”,把赵婕妤比作尧的母亲。

哎,汉武帝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卫皇后和太子刘据都好好的,汉武帝却把刚出生的小儿子比喻成尧帝,而把赵婕妤比作尧母。尧是上古最著名的圣王啊,我们常说“尧舜禹汤”嘛,要是尧帝再世,谁还有资格跟他竞争皇位啊?皇后和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想法?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发现汉武帝这个动向以后,又会干些什么?这个事情看上去和巫蛊之祸没有直接关系,但司马光却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正是巫蛊案的祸根所在。“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那些想做政治投机的人,揣摩着汉武帝可能是更喜欢小儿子,但又不能轻易废长立少,所以他们主动充当打手,为你汉武帝策立少子扫清道路。司马光认为这才是巫蛊之祸的真相。如果汉武帝真有此意,那是荒谬。如果汉武帝并无此意,命名“尧母门”只是随意之举,那是不谨慎。总之,这桩人伦悲剧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

再来看看《史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巫蛊之祸这么大的事,司马迁在《史记》里却表达得很隐晦,几乎没有什么正面描写这一幕的文字。《史记》甚至没有为刘据立传。是司马迁对此不关心吗?从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线索来看,他对这件事不仅很关心,而且很痛心。他的两位朋友田仁和任安,正是受巫蛊案影响而被处死的。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的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回顾了田仁的生平,讲述了他被处死的原因正是放太子逃生。在他另外一位朋友任安受巫蛊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时候,司马迁写下了著名的《报任少卿书》。在这里面,司马迁还是没有点巫蛊案的名,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关于巫蛊之祸,司马迁不是不想说话,之所以不说,必然有不能说的原因。司马迁情绪如此强烈,却又能隐忍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他一定是被某种巨大的压力笼罩着。司马迁这样一个人物,谁能给他这么大的压力,让他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呢?所以,尽管司马迁对巫蛊之祸着墨不多,这反而把一个手段老辣、劲气逼人的政治家汉武帝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大家看,同样一个“巫蛊之祸”,班固在《汉书》里头归罪于江充这个人,认为完全是他挟私报复,迷惑汉武帝,酿成惨剧。而司马光却在《资治通鉴》里面指名道姓批评汉武帝,说这桩人伦巨变完全是由汉武帝一手造成的,江充只不过是充当他的打手。而司马迁作为目击者,对这么重大的事件,欲言又止。把这三个结果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巫蛊之祸的具体经过,以后还会讲,这里只是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看,同样一个故事,三种不同的讲法,勾勒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就像戏曲舞台上勾脸谱,同一个人物,不同的艺术家勾出来的脸谱很可能大不一样。那么,同一个汉武帝,为什么会在三部书中化身成不同的形象?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这三位作者、三部书,和汉武帝各自是什么样的关系。

三、《史记》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史记》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过,《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武帝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

首先,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目击者。虽然司马迁具体的生卒年还是疑问,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有力的见证者。

其次,司马迁还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汉代建国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编订的历法,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第三,司马迁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索天象和人事的关系,理顺古往今来的变化渊源,熔铸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大家仔细体推敲一下,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个“今”指的是什么?“今”就是现在啊,司马迁所说的现在,不就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吗?所以,司马迁自己讲得很清楚,编修《史记》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司马迁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

所以,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来说,司马迁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最终,司马迁以一个思考者应有的冷静眼光,记录了这个重要的时代。另一方面,《史记》的完成也是汉武帝这个时代重要的内容之一。司马迁的《史记》和汉武帝时代的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再来谈《汉书》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汉书》作者班固出生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去世将近一百二十年了。这部书署名作者虽然是班固,但之前,班固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着手编这部书了。

班家祖上,是塞外的大款,靠畜牧业发家。但后来,不仅成功地转型为文化世家,还和西汉皇室结成了特殊关系。什么关系呢?在西汉晚期,班固的姑奶奶,进入汉成帝的后宫,成为一名婕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班婕妤。“婕妤”是西汉后宫妃嫔的一个品级,地位虽然比皇后低,但能被封为婕妤的,一般都是皇帝非常宠幸的。由于这层关系,汉成帝给班家赏赐了一套宫廷藏书的副本。当时不像现在,找一本书很容易,在当时,想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人的身份,也没办法看到宫廷藏书。这一下子,班家就门庭若市了,整个府上变成一个大阅览室。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班家和汉代皇家刘氏关系非同一般;第二,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彪、班固父子编写《汉书》,整理西汉历史,打下了伏笔。

班彪的一生,亲眼目睹了从西汉灭亡,直到光武帝刘秀重新恢复汉室的整个过程。我们前面谈到的班氏家族和西汉皇族的这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汉书》的重要论证目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西汉王朝关键性的一个时代,是《汉书》需要表彰的整个西汉时代的重要一环。汉武帝在《汉书》中的形象,就必然受到这种论证目的的影响。

五、《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

那么《资治通鉴》和汉武帝又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汉武帝已经有一千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现在离司马光一千年还不到,司马光离汉武帝已经一千两百年了。那是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真实?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

《资治通鉴》主要是在宋代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代编修成的。宋神宗刚继位的时候,司马光有个职务“翰林侍读学士”,主要责任是为皇帝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为皇帝讲解历史的教材。《资治通鉴》的书名还是宋神宗给起的。宋神宗称赞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就是说,以历史为镜,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司马光除了是《资治通鉴》的编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参与当时政治的一位大臣。宋神宗既然愿意学习历史,用历史经验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怎么用《资治通鉴》去影响宋神宗,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就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

有一句老话叫“对症下药”。既然想用历史经验来影响宋神宗,就先得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宋神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继位的时候二十岁,年轻有为,很有雄心、很想有一番作为。这就跟汉武帝有点像,汉武帝继位的时候也很年轻。

宋神宗一生的夙愿,就是要拓宽大宋的疆域。我们知道,宋代和它以前的统一王朝汉朝、唐朝相比,疆域比较狭小,尤其是北方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宋朝建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了,这对宋朝的边防很不利。宋神宗一心想把这块地方夺过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无论是练兵,还是打仗,都要花大量的钱。于是熙宁二年(AD.1069),宋神宗就把王安石请出来,推动新政,前后颁布了七条帮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宋神宗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个钱来打仗。

司马光始终认为,财富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国库拿多了,老百姓肯定就拿少了。所谓的理财手段,最后无非是变相增加苛捐杂税。国库越丰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就越大。更何况,要发动战争的话,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就算让你拿回燕云十六州,代价却是民不聊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司马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没有民生,什么都不用谈。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象。我前面用来概括汉武帝的十六字纲领,其中就有一条“外服四夷”。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光为什么这么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一点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辙。司马光重点是在说汉武帝吗?他是在警告宋神宗,不要走上这条老路啊!所以,《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马光现实政治态度的影响。那要说《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应该是汉武帝是《资治通鉴》用来揭示历史经验的工具,和前面说过的《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恰恰相反。

六、我们的立场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史学家,讲同一个汉武帝,讲出三个不同的样子,是不是证明了这句话,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这个观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作者的身份大不相同,三部书的编修背景大不相同。但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来,那就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位史学家,和汉武帝时代的距离不同,这样,他们看出来的汉武帝,必然不同。就像我们看风景一样,你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能领略到的景色,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这座山,班固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山,而司马迁则是“身在此山中”。所以,三位历史学家由于各自的视角不同,描绘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是在随意装扮历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很多人都说是胡适说的,我查了半天,发现胡适没说过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给他老人家栽这么大一脏。

那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首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谈汉武帝?汉武帝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其次,是不是有可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找出一个我们认为相对客观的汉武帝形象?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不停地讲汉武帝,汉武帝这个人和他的这个时代,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定型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从文明的角度讲,汉武帝这个时代频繁的对外活动和对外交流,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不是封闭的,强大的包容性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

再谈第二个问题。虽然我们距离汉武帝更远了,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汉武帝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初期。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第一,我们观察汉武帝,既不用承受政治压力,也没有政治目的,立场相对超脱。第二,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学术的工具,进行更深入地解读。比较三部典籍对汉武帝的不同记载,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相对客观地来看待汉武帝?在他身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视角又应该是什么?我想,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不应该就人物谈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到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下去讨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人看得更清楚。

摘自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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