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简朴简约的文化表现与以简驭繁的本质思维
胡立根（原创）
语言奠定心理基础
说到中国文化的简约特点，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语言。
英文书籍，动辄几百页；中国书籍，极少大部头。若将中文书译成英文，厚度大概要增加一倍。研究资料表明，“英语的多余度约在67—80％之间，俄语约为70％，汉语为52％……1988年6月在我国首次召开的计算机语言学研讨会上有一份材料谈到，在科技类文章中英语词汇等字符大约是相同内容的汉语文章的2倍。”（常宝儒《汉语语言心理学》）。这还是说现代文，要是文言文，要翻译成英文，恐怕厚度要增加四五倍。因为，我们的语言讲究的就是简约，汉语的语言手段十分经济，她没有像英语那样有十分复杂繁多的外露的形态变化，尤其是形成了一种西方人看来是频繁的“省略”的特点，这在文言文中更为突出。例如下面这段文字，选自清代文学家方苞的散文名作《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
这段文字去掉标点，才117个字，我们仅仅将其与现代汉语比较，你就发现它省略了多少，我们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将其省略了的成分用括号补出来：
先君子尝言，乡（之）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于）京畿，一日，风雪严寒，（公）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见）庑下一生伏（于）案卧，（其：他的）文方成草；公（之）阅毕，即（其：自己的）解貂覆（于）生，为（之）掩户。（公）叩之（于：向）寺僧，（僧）（曰）（生：这年轻人）（是）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之：他），（生：年轻人）呈卷（于）（公），（公）即面署（其）（为）第一。召（之）入（于：到）（内堂），使（之）拜夫人，（公）曰：“吾（的）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守）（于）狱门外……
这段文字与现代汉语比，至少省略了31个成分或部件，几乎每三个字就有一个成分或部件的省略，而且主、谓、宾、定、状、补所有成分，实词、虚词各种词类，都可以省略，如果将其与英语比，那就更不知省略了多少了。外国人可能觉得是天书，但是，汉民族的语言心理却习以为常，有充分的心理承受力。
八卦开启尚简之门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源头上，早就已经开启了尚简之门。
中国文化源头上开启这尚简之门的便是被称为万经之祖的《易经》中的八卦。 “易经”这一名词，按古人的解释，“易”有“三易”，是简易、变易和不易。《易经》的第一个特点便是简易。《易经》的基本概念就是道家的阴阳，八卦的基本成分就是阴阳两爻。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八卦共64卦，384爻，都是由阴爻和阳爻这两爻的不同组合演化而成。《易经》解释世间现象也是以阴阳两个基本概念为核心，世间的一切事物与这两个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天与地，男与女，刚与柔，等等。这里，涉及到了我们先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模型化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先民是先用归纳推理的方式，将世间万事万物的特性加以抽象，最后归纳抽象成阴阳两个对立性质，形成阴与阳这两个关于宇宙的最基本概念，然后用这两个近乎宇宙模型的阴阳概念，来进行演绎，来解释世间万象，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都能用阴阳二字解释清楚，所以，天地、乾坤、日月、寒暑、男女、尊卑、高下、刚柔，无不与此对应，也正因为如此，复杂万象，在这里就变得简单了，变得明朗了，变得容易把握了。因为，在古人看来，世间万象纷纭，过于复杂，难以把握，所以“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将万事万物抽象成阴阳模型就好把握了。所以，《易经》的简，不是简单的简，而是简易的简，是简约的简，简易中有变易，变易中有不易，有永恒的规律；《易经》的简，是以简驭繁的简，是在对世间万象作了归纳抽象之后的简，实际上是一种数学的简，计算机的由 “0”与“1” 形成的计算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阴阳思维方式。可见中国文化的简，不是简单的简，而是以简驭繁的简，是由博返约的简，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简。
儒道催化尚简传统
看看儒家吧。孔子是尚简的，《论语》中有许多尚简的文字，“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孔子非常欣赏颜回的简单生活，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其实，整部《论语》就是非常简单的语录的汇编。你看，中国古代极少有长篇大论的理论著作，多是欲言又止的片段，这是思想史源头的哲人们开启的传统。
当然，最能说明孔子尚简的是，孔子开启了中国史学的尚简传统。
中国史学的传统，一是实录，二是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微言大义，本身就是尚简。孔子编《春秋》，讲究微言大义，一字立褒贬。《春秋》所记,是240多年间春秋各国的军政大事,而目前所存《春秋》全文,不过16000多字，每年平均只用了60来字，里面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让左丘明写成了一段历史，写成了一个甚至是很复杂的故事。可见春秋之简。到司马迁写史记，从上古到汉初3000多年的历史，也不过只用了52万多字，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三千多年历史的精神风貌，每年平均只用了170多字。中国史学，讲究实录。但要写3000年历史，如何实录？“实录”，不是将某一段历史事无巨细地兼收并写，而应有所选择地写出历史的本质真实，司马迁首先想到的是以人说史，从历史的茫茫人海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以“人之简”来驭“史之繁”。但是，人生百年，其事无数，尺素之间要传其形神，又有一个繁简问题，司马迁往往采取的是选择一些典型事件：写蔺相如，仅用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便让其千古不朽；写项羽，用力能扛鼎，用自刎乌江，便写尽其英雄本色。太史公采用选择那些最能表现其精神风貌的典型事件，将传神与尚简结合了起来，传人物之神，传历史之韵，达到了史学的高境界。后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进一步发挥这种尚简精神，在他的《史通》这部专着里，就写有“尚简”一文，明确提出史学的尚简主张，认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
儒家尚简，道家更尚简，一部《道德经》，仅仅五千言，说尽世间规律，道尽人生至理。老子倡导的就是简朴的生活，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此要求“为腹不为目”，要求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回归原始生活。道家在骨子里就是简约、简朴、简单的。即使后来的道教，也不重讲经说法，只重师徒之间口传心授，许多经典置之高阁，道家始终是尚简的。不过，要说明的是，老子虽然尚简，但“大道至简”这句话并非出自《老子》，而是出自五代陶坛的《还金术》：“妙言至径，大道至简。”（见明代道教典籍《正统道藏》）网络流传的所谓老子《道德经》“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之说，恐是以讹传讹。
简约蕴含无穷韵味
这种语言方式，使得我们文化心理朝着简约的方向发展。本来在人家那儿繁复的东西，一旦到了我们的手里，也可能会变得简约起来。如佛教，其教义之繁复深奥，较之中国道教不知凡几。《大藏经》的字数就在一亿以上。但佛教一经中国化，就具有了简易性的特点。佛经唯一确定为中国人所写的《坛经》极其简练，另一最简之《心经》也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禅宗在修行方式上更是重视顿悟，不像印度大小乘佛教和瑜伽那么注重修行方法的次第或步骤，也不怎么重视诵经念佛，讲究的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这里有一个故事：
唐宋之际，出家人出家，需要“度牒”，即许可证，要拿到许可证，必须进行佛学的考试，就像今天考文凭一样。一个官吏奉皇命，到湖北去主持和尚的资格考试，考试不合格者，要逐出沙门。一次，在一个庙里碰到一个和尚，碰到要考《金刚经》、《楞严经》，结果这个和尚考不出来，他哭了，跪下来，向主考官求情，主考官说，师父你哭什么呢，我也是奉命行事呀。这和尚说，“我从小出家，学的是禅宗，在禅堂里打坐参禅，我没有研究佛经啦，你要叫我考佛经是一定考不出的。”主考官要他还俗，他不愿意，他说“我愿意一辈子做和尚学佛啊”。这个主考官也是菩萨心肠，就跟他谈了几句，问了一点佛法，一看他还真用功的，还懂佛法，便叫他写几个字，但他一个都写不出来，是个文盲，这时这个主考拿起笔来，就在这个和尚的度牒上面写了四句话交给他，说，你通过了。主考写了四句什么话呢？其他和尚拿来一看，原来是这样写的：“南宗尚许通方便，何事心中更念经。此去比丘云水伴，何山松柏不青青。”南宗就是六祖禅宗，禅宗开启了简易的修行法门，行了修佛的方便，干嘛一定要念经，一定要那么复杂呢？佛在云水，佛在青山，佛在心中。这就是中国式佛教！
再如中国的围棋，简直将《易经》“简易、变易、不易”的思维方式发挥到极致。围棋形式简单：方的棋盘，圆的棋子，棋子黑白两色，既没有将士相马的分工,也没有司令连长的级别。围棋规则简单，小孩一学就会，入门容易，就是四个子围一个子，基本原则很简单。但是围棋的复杂又举世公认。围棋有多少变化？数学家说是361个361次方，就是361×360×359×358……这么一直乘下去。但围棋的变化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围棋还可以打劫、吃子……。所以，最具中国特色的围棋，同样也是以简驭繁的。
再去看看中国的艺术吧。中国的绘画，少有西方的浓墨重彩和繁复的结构，有人把中国的艺术归纳为线的艺术，颇有道理。中国原始社会的绘画一开始就趋向图案化，不同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壁画风格，仰韶彩陶把各种具体事物都线条化了。“用线条表达意境，一直是中国绘画的民族传统。”（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中国画讲究意笔勾勒，随意点染，甚至发展了一种很具“简”的特征且具极高审美价值的绘画艺术——水墨画，水墨画，也是黑白两色，却幻化出无穷的诗情画意。音乐，也尚简，《礼记乐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没有生发出西方那种繁复的交响乐。中国的文学文章也以简为表达理想，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刘勰说：“文约为美”（《铭箴》），“析词尚简”（《物色》）；陆机说：“立片言以居要”（《文赋》）；刘知几说，“简之时义大矣哉”（《史通·叙事篇》）；刘大櫆说，“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槐《论文偶记》）。汉民族之所以缺乏长篇叙事诗，视简为文章尽境，当是重要的文化心理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