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东省韶关市有一条名字叫“风度路”的街道，街道两侧高楼耸立，商铺鳞次栉比，浓厚的商业气息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游客。位于韶关市北郊的罗源洞山麓，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慕名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因为一个人而显得关系格外亲密，这个人就是张九龄。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他是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功臣，也是唐代唯一一位岭南进身为宰相的读书人。正如自古帝王为了宣扬自己受命于天一样，在许多场合，张九龄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将自己的先祖附会为汉朝张良或者西晋张华，实际上，张九龄的先祖就是曲江的土著居民，充其量只是地方豪族。
张九龄自幼聪敏，七岁知属文。十三岁时，接任广州刺史的王方庆途经韶州，张九龄将自己的文章呈献给王方庆，王方庆见到张九龄的文章后，大为叹赏，称赞张九龄：“此子必能致远。”
不管王方庆是为了鼓励后学的一句奉承话，还是由衷的赞美，张九龄真的在长安二年考中进士，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进士及第，犹如鱼跃龙门，张九龄被拜为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官阶为从九品上，主要工作是校对文章和典校藏书，而张九龄一身的才华也能得以施展。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张九龄也不例外，在他考取进士的时候有一段小插曲也值得描述一下。
张九龄参加考试时候的主考官是一个名字叫沈佺期的人，熟悉唐诗的读者都知道，沈佺期和宋之问合称“沈宋”，是初唐最重要的诗人。及第的人自然高兴，但是落第的人却是怏怏不快，总希望找到理由，将及第的人从榜单之上抹去。
这帮落第的人还真的找到了两条罪状，一条就是主考官沈佺期受贿，另一条就是张九龄“名实乖违”。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谤议上闻”。朝廷只好诏令中书令李峤重试，结果张九龄依旧名列前茅。
这次张九龄虽然躲过一劫，但是情绪依旧很失落。门阀政治虽然在高宗和武后的打击之下走进了历史，但是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门第情结，却依旧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张九龄的父祖辈虽然做过官，甚至在韶州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张家毕竟不属于名门望族，无奈之下，张九龄才会在考试填写籍贯的时候不写韶州而写范阳，甚至附会为张华之后。
凤阁舍人张说因“忤旨配流钦州”，途经韶州，张九龄的家人将张九龄的文章给张说看了之后，张说大加赞赏，并且两个人是同族，于是两个人关系在后来异常密切。后来一个名字叫徐浩的人在《张九龄神道碑》中记载这件事：
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
当唐玄宗还还是太子的时候，将把天下富有才气的人叫到自己的府衙之内，亲自过问，张九龄的回答得到了唐玄宗的赞赏，升迁为左拾遗。先天元年，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科”举，中高第，为左拾遗。
开元四年，母亲患病，张九龄辞官回乡照顾母亲。回到自己的家乡很亲切，但是途中看到家乡父老翻越南岭山脉十分艰难，让他心生触动，决心改善进出岭南的交通。
于是张九龄上奏玄宗，提出为家乡人民修路，玄宗应允了张九龄的请求。进出岭南的梅岭通道修建于秦朝，年久失修，但是开凿梅关通道的工程非常艰巨，而且朝廷不预拨款。
张九龄自己筹措金钱，招募工人，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张九龄决定重新开辟了一条梅岭通道。梅岭通道历时一年多终于完工，以前荒凉的景象一扫而光，出现了“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的景象。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张九龄当年修的这条路——现在距离南雄市区北面约30公里的梅岭顶部的梅关驿道。
张九龄做的事情得到了家乡父老的一致好评，张九龄返京之后立即任命为礼部员外郎。
张说拜相之后，张九龄一路升迁；张说罢相后，张九龄受到牵连，充岭南道按察使。
张说死后，张九龄突然被召回了京，到此时他精彩的人生才开始，之前不过都是在调研。
回京后，玄宗先是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接着又兼任工部侍郎、检校中书侍郎，后来迁中书令，集贤院令知院事兼修国史。
此时李林甫看到张九龄得到玄宗器重，内心愤懑不平，想找到机会将张九龄架空，逐出京师。
张九龄敢于直言，玄宗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但是因为这一点，最终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斩杀可突干有功，唐玄宗想任命他为侍中。张九龄毫无掩饰的说：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听了张九龄的话，唐玄宗又说：假其名若何？
张九龄说：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东北二虏，陛下何以加之？
不久，唐玄宗想让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陈述了他的理由：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
张九龄几次三番的回答都弄得唐明皇不高兴。李林甫揣摩出了皇帝的心思，对唐玄宗说：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
唐玄宗和张九龄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讲，二人确实存在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但传统的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张九龄辞官之后。有人向唐玄宗推荐人才的时候，玄宗总会问：风度得如九龄否？由此可见，张九龄在唐玄宗心中地位确实不一般。
张九龄不仅能力出众，而且仪表堂堂，史书上写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他不论是平时在家还是办公期间，都保持干净端庄。他坐着的时候，很有威仪，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唐玄宗每次见到张九龄，都会感觉“精气神为之一振”。
当时大臣上殿面君的时候，都会拿着笏板，可是官员们上马之前，把笏板别在腰间的带子上，这样一来，大臣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形象。张九龄身体羸弱，每次上马都会让别人帮助拿着，于是张九龄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囊中，仆人捧在手里在后边跟随，慢慢的，很多人开始效仿这种方式。
张九龄拜相之后，工作兢兢业业，将主要精力用在发展农业上面，“今甘泽以时，农桑为重”，“农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他在中原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以广屯田”。
开元天宝之际，李唐王朝的国力空前强大，这些都离不开张九龄的殚精竭虑。唐玄宗看着自己治理下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到的巅峰，自然也就得意起来，怠于政事，安于享受，幸好他的身边还有张九龄。
有一年玄宗过生日，所有的大臣们都献上了奇珍异宝，唯独张九龄埋头书案数月，撰写出《千秋金鉴录》，给唐玄宗祝寿，玄宗很是高兴。
玄宗宠爱武惠妃，想废掉太子另立武惠妃的儿子为太子。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据理力争，并且借用古往今来的例子说明费立太子之事不可。武惠妃派人对张九龄说：“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张九龄闻言大怒，“房幄安有外言哉”，最终保住了太子的地位。
张九龄生前曾经多次提醒唐玄宗安禄山一定会反叛：
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
但是唐玄宗始终不听。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的时候，想起张九龄的忠告不禁涕泗横流，长叹道：
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
元和十四年，极力安史之乱结束已经五十多年，想要励精图治的唐宪宗在和宰相讨论安史之乱的时候，宰相的一番话颇有道理：
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
当所有的唐朝人都认为大唐国运的衰落开始于安史之乱，而唐宪宗的宰相却认为衰落的根源是张九龄。今天我们在分析李唐王朝衰落的时候，当然要涉及到制度、经济、地缘等因素，这些因素形成了一个闭环，而张九龄的罢相是个闭环中的一个重要链条，不可忽视。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极力维护的太子李瑛被废，而他本人也遭贬荆州长史。荆州期间，他的内心极度苦闷，幸好他是个文人，还能够写诗。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唐诗，最著名的就是《望月有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张九龄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话，他的无私、他的忠心，包括最后日子里面的痛苦，都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他怨恨吗？或许正如孔子所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以“归拜墓”名义辞官回乡，同年在曲江病逝，享年六十三岁。那么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据我推测，可能是忧怨成疾，而抱恨终生。
他的墓在韶关市北郊的罗源洞山麓中，墓前的祠堂中挂着多副对联，其中王夫之所撰写的最为著名：
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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