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买的一本《<聊斋志异>中的疑难案件》中夹着一张《通知》，《通知》是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时间是1955年10月7日，《通知》内容很简单：
兹发去《<聊斋志异>中的疑难案件》 份，请发给各级党委及五人小组负责同志阅读。
该书是本小册子，内容也就十页，选取了《聊斋志异》中的七篇故事，内容也不特殊，这样的一本书（当时还不算是书，仅仅是印刷资料）为何被中央的机构当作重要的资料下发给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
笔者看到一个资料，1956年贵州省的周素园曾写给张叔成一封信，也对此书受到如此重视不解：
根据信的内容，周素园老先生对此书颇有微词，周素园老先生资格很老，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辞官回家，红军长征到贵州时，年近六旬的他竟然跟着红军长征走了，1949年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有如此地位的他也不知道此书为何突然由中央下发？这说明当时下发这本书还是比较隐秘的，没有说明原因。
1956年福建省司法厅将该书译成白话，出版发行。在一些资料中在提到该书的编译者时说：
1956年，罗时润在福建省司法厅工作时，曾译评《聊斋志异中的疑难案件》。此书是毛泽东同志选出来的，号召政法干部阅读的，用以克服政法工作上当时常见的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偏听偏信的思想作风。因是文言文，一般人看不懂，司法厅领导让他译成语体文，加上按语，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给全省政法干部学习。
根据这个说法，也只有这个说法才能说明中央下发此书的原因。如此，再反过来看周素园老先生的那封信后面对此书的评价，不禁为他点赞，但也为他捏了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