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他是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所以又称张江陵。史载，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得中进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才能出众得到权相徐阶的器重，逐渐发迹，隆庆元年（1567年）任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隆庆时与高拱并列宰辅，为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万历帝继位之初，他联合权宦冯保驱逐高拱，代为首辅。彼时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年幼，不能打理政事，一切朝政大事均由首辅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主政十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因卓著的历史功绩而被史家赞誉为“宰相之杰” 。

张居正在世时位高权重，声誉亨隆，但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以及一批守旧官僚所抹黑、攻讦，被万历清算抄家；直到天启年间才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张居正是万历 “帝师” ，后世有人称其为“大明一哥”，主要著作有《张太岳集》、《帝鉴图说》、《书经直解》等。

示信于天下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朝统治机构近乎分崩离析，财政濒于破产的不堪局面下，由其倡导并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狂澜于既倒” 的改良运动。这场改革被统称为“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宏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由政治开端，继而推向经济，目的是强国富民，取得了显著之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以法治为准绳，以法治政，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改良运动，首先必须要求上层集权，事权归一，如果朝廷对各级官僚机构没有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李悝、商鞅、王安石等人发起的历次变法运动，莫不从夯实朝廷集权入手。明王朝自万历以前，纲纪废弛，政多分更，令出多门，任何美好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乃登高望远之人，他早已清醒的看到这点，于是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 的施政方针，以提高各级官员执行力和行政效率，还特地将“尊主权”定为“方今急务”。所谓的“尊主权”并非表面上的忠于皇帝，它强调发挥政府职能，按张居正的思路就是“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 ”。张居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 。意思是将尊朝廷和执法、变法连为一体。

张居正改革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第一要点，以整饬政府机构，夯实统治秩序。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视作“权蝎”，认为这些享有特权的食利者才是祸国殃民的心腹大患，因此一开始就以打击权贵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之主张。把改革的第一把火烧向统治阶层内部的种种不法现象，以打击最腐朽、最黑暗的权贵势力，比起一般的封建官僚，“九头鸟”张居正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等。不打则已，一打必中核心，否则就是皮毛而已。他认为，不如此不能取大信于天下。

严厉打击不法权贵

有明一代，除朱元璋洪武时期外，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黑恶势力盘根错节，无人敢惹，有没有胆量对这些横行不法的权贵加以严惩，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苍生的严峻考验。敢不敢对他们绳之以法，动他们的“奶酪”，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明史》记载，在张居正主政前夕，即已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封地在江陵的辽王称霸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宗藩势力，对于辽王作恶多端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得知后立刻将地方官革职，还顶着“谋产害友” 的骂名，毅然上书弹劾并废黜了辽王，铲除了江陵一霸。

史载，改革刚刚启动，彼时最具权势的大宦官冯保之侄殴打无辜平民触犯律法，此事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张居正能当上首辅主要是得到了冯保的力挺，正是他俩合谋才逐走了权相高拱。然而，这事似乎难不倒执法刚猛的张居正，他毫不犹豫的将冯保侄儿革职，杖责四十，并通告冯保严厉管教，伸张了法纪。据记载，他还依法严惩了孔子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枉法，他在通告中一再强调“所在强宗豪民，敢有（阻）挠（变）法者，严惩不贷” 。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积弊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住漏洞，是张居正改革最成功的一举。他还改革了驿站制度，严禁官员利用驿站公器私用、敲诈勒索、捕人诬盗。张居正决心从此入手，大举裁撤，革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增强获得感，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于民，得到广大百姓信任并拥护的重要保证。

一条鞭法

张居正推行并实施的经济改革被史家称作“一条鞭法”，所谓的一条鞭法改革大体有以下内容：

丈量土地，扩大税赋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平均，使一些不法权贵、豪强地主无法随意隐瞒土地，偷税逃税；统一赋役，限制滥加苛役，随意摊派，使税赋趋于稳定，百姓只需根据规定缴纳一种（固定）税；计亩征银，由官府统一征解，使征收办法更正规、更完备。根据土地多寡征税，土地多的多缴，保证了朝廷有稳定的税源。

史载，一条鞭法实施后，税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大为减少，摊派到田亩的部分增加，由国家增派的徭役主要落到了土地所有人的身上，初步具备了摊丁入亩的性质。

考成法

张居正称得上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对明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认知。他在《论时政疏》中大胆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五大弊病。他对症施药，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大对策，力倡改革。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明史》记载，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以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能。具体步骤为：由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作为评定官员勤懒的依据，定期考勤，不定期考核，奖勤罚懒，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察举制）防范官员玩忽职守、不作为或滥作为的现象。张居正久历宦海，对大明官僚系统的弊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以六科挟制六部，再以内阁掣肘六科。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各级衙门，相互监督，层层考核，做到心中有数。“考成法”实施后，改变了以往办事效率低下、“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的拖沓现象。实行考成法后，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职责、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得以迅速执行，“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在这点上，他和北宋王安石也算英雄所见略同，这条主线贯穿了他改革的始终，他力推考成法，最大的收获也在于此。

史载，万历四年（1577），山东有17位地方官、河南有两名官员因征收赋税不足而遭革职处分。考成法以此为标准实行奖惩，害怕被处分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竭尽全力完成税粮征收、缴纳。由于各级官员努力，终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积弊，使大明国库日益充裕。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说：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岁入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隆庆时增长了74% 。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八十五万余两，扭转了明廷长期财政亏虚的颓势。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曾总结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考成法虽是政治改革，但它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和“一条鞭法”相辅相成，互为呼应。

变法强壮大明，居功至伟，反遭万历清算

张居正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明王朝的实力，初步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明军在“万历三大征” 中均大获全胜：击败了侵朝日军；击退了安南（越南）入侵、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平定了宁夏蒙古豪酋哱拜发动的叛乱。

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在变法实施过程中，一条鞭法逐渐变形，最终虽革除积弊但又产生了新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变法没有产生新的利益，却摊薄了旧有利益，遂引发大部分豪强地主的不满与抵触。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万历下诏罢朝数日以示哀悼，追赠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派朝中要员护送其灵柩归葬江陵。不久，万历在亲信宦官张诚的撺掇下，查抄了张居正的政治盟友冯保，将其逐出宫去，抄没其家。这次抄家，共得金银一百余万、珍玩珠宝无数，万历遂尝到了抄家的甜头。

查抄冯保后，万历受贪欲的驱使，决心将目标对准恩师张居正，一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张居正当了十年首辅，家里一定财货丰盈，查他可以敛财。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万历帝下令削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荣誉职衔，接着又追夺文忠公谥号，将他的两个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从事张懋修革职拿问。钦差还未到，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已经将张家所有人拘押起来，关在一所空房内严加看管。钦差到后，张家有十余口男女老幼已经活活饿死。查抄的结果是，得金万余两，银十几万两，算不得啥巨富，比想象的差之千里。在这场查抄、清算闹剧中，张家长子张敬修熬刑不住，自缢身亡，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震惊。申时行等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万历这才罢手，下诏留空宅一所、十亩田地，以赡养张居正的老母。

在经过两年的清算报复后，万历帝似乎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擅权揽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巨大阴影，也全面控制了朝政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一言九鼎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