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很难写，能写得好且又好读，更是难上加难。孙德鹏老师的这本《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6—1915）》做到了。这是一本章太炎评传，评的是作品，传的是人生，好在仍有意气挥洒，且不失雄强，或可称之为太炎先生的隔代传心之作。
萦绕此书的不是重整山河的热烈乡愁，而是重启记忆之门，与太炎先生一起走过二十年的天真与感伤：从《訄书》《中华民国解》到《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之后融入了《齐物论释》，融入了鲁迅的平民性、农人傲骨，最后，在《破恶声论》《阿 Q 正传》《孤独者》中，师徒二人雄赳赳地联手打败了时间。
作为一个研习法律史的教书匠，作者执迷于章太炎的一枝热笔，倚着两扇空门，琢磨着 “士别三日” 样的问题：
章太炎人如其名，有一双火眼，游侠气质的火眼，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的法律变革的？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学问好，又有佛学的底子，每以道家文体，写出佛家慈悲，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隔着玻璃窗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
章太炎不是在浇水，而是为革命之花浇蜜。人称 “章疯子” 的他每每故做不同，其实是真正不同。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有时间，有精力，有自由，却舍不得拼命，舍不得疯狂，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疯魔？章太炎从未获得一个所谓的 “官身”，如他所说，打破书斋，只能慈悲地打破它。阅读此书，就是与章太炎一起慈悲，一起来打破自己心上的冰山。
他
眼中的自己
章太炎最让人欣赏的不是丰满的学问背景，也不是宗教式的道德观，而是只要他存在，我们就可以在他的书页里面，与他一起愤怒，并且欣然地接受他那无法遏制的愤怒：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
…… 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
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他们
眼中的章太炎
“读其文，真巨子也”——谭嗣同
1921 年 5 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章太炎。芥川始终以 “先生” 称呼太炎，为这位 “王者之师” 的雄辩所吸引，甚至忘记了抽烟：
章炳麟先生的书房里，不知出自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放满书籍的房间，可是名副其实的彻骨寒冷。”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 · 第三卷》
…… 他的相貌并不堂皇，皮色发黄，髭髯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头，看来好像生了瘤似的。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那双在上品无框的眼镜背后，总是冷然微笑的细眼。
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敢杀害…… 章炳麟先生接连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然陈述他独特的议论，而我却只觉得心中寒冷。
——谢樱宁在《章太炎年谱摭遗》引述芥川龙之介与鲁迅的会面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先生）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 “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 “××” 的 ××× 斗争，和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 的 ××× 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末编》
编者注：
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
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今年是鲁迅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两人皆于1936年去世。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先生初从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觉得光复一时不易成功，转而提倡国学，思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悲，亦复可感。
国学讲习会既于神田大成中学校开讲，我们几个人又请先生特别在家讲《说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见到先生。《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
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贡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
——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 94 期，1926 年 8 月。
我感觉到，章太炎的思想，在当时的革命中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不能成就革命，然而没有它也不能成就革命，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正如他在《播种》一文里引用《墨经》的话那样:“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他在不能指示光明前途的黑暗情况下，只鼓励人人恢复主体性反抗压迫，尽力打倒清朝即压迫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的障碍物，实际上的结果是放人人到新的地方去。
——【日】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2 期
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
引言：章太炎的位置
鲁迅视之为 “师” 的，一位是藤野先生，另一位是章太炎。
1908 年，28 岁的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习 “小学”，上课的形式是专为八人开设的特别课堂，可以说是秘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完全被征服了，终生执弟子之礼；他眼中的章太炎如火般令人神旺：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作为 “独行孤见的哲人”，章太炎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文字艰深的经学家，是流亡的革命者，也是第一个放弃使皇朝近代化念头的 “保守分子”，更以众多 “独怪” 的雅名绰号闻名于世：“有学问的革命家”“清学殿军”“民国祢衡”“章疯子” 等等。
革命之后，章太炎 “自藏锋芒”，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作为一个从革命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他是 “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鲁迅：
到得今日，章太炎几乎成了青年一代不敢轻易触碰的名字，难怪鲁迅用尽最后几分气力纪念章太炎后，又写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说：“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
这篇文字是鲁迅那支 “不卖之笔” 留下的最后墨迹，他是必定想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仍有青年耐着性子读起了《訄书》，他更加想不到的是，这个青年仍存有几分满人的血脉。
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以极具穿透力的文字为民国世界画像。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古怪而哀婉动人，有些一事无成却满怀热情。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尊严感，然而宿命地只能是做不成好事的好人。
现在看来，这些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人公已是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他们的不幸在于，对于这个重负是既卸不下，又担不动。他们离开家乡亲人，独自承担着巨大的时代重负，并且始终摆脱不掉那个时代特有的道义上的痛苦。
这些人是中国式苦难的承担者，也是中国不至沉沦的好兆头——如果真有所谓自然法则，那么这个自然法则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让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在喜爱歌利亚的时代，拥戴钟情于柔弱的大卫更值得称道。
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字，章太炎就只是一个幽灵般、个性怪异、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他的革命热情与他对同代人作出的有限诉说之间有一个落差，由此而生成瀑布般的隆隆回响，每个溪流都闪烁着多重意义。
这个落差几乎成了章太炎所有作品的不变风格。他并不想创建尺度，而是让一切都变幻莫测，然后再锤炼出光辉灿烂的秩序。他比其他革命者更致力于发现被遗弃的文化王国，每部作品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是令人战栗的发现之旅。
为时代画像，难在画出其 “静”。民国是尚未完工的，章太炎使这个民国看起来更像陌生之地，却流露出一种未完成的大气。各派势力持续不断地汲取好处，成为官僚、政客、军阀、学匪，他们无法与革命风暴的中心保持适度的距离，也无法与新兴的领袖保持距离。
章太炎宛转来到中华民国门前，徒然以一支软笔为众生创造出一种需要：一个能适度保持距离，能停下来思考的 “朦胧地带”。在这个地带，人们可以对政治、对领袖有一种生疏，相敬如宾。仿佛立在中华民国门前，才如此分明地确证自己的位置。
章太炎的思想有单纯的一面，就是一片爱、一片赤诚、一片感叹，简单到极点，如一心向往好收成的农人，日复一日，信仰不变。我们可以用 “明日复明日” 来诠释农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为章太炎画像。
唯有语言能穿越时间空间，多次变形之后，仍是失意者高贵的仆人。
作为古文学的典雅继承者，章太炎的文字形成了他的第二重生命，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第二重生活。文学的语言不仅有一层意思，还有多重意思，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丛林。章太炎的魅力恰如深山密林，层叠多变，时而缥缈，时而恳切。
他的文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那些疯癫的作品才从未丧失力度——质疑这个世界的力度。而能理解这种魅力，为太炎先生伸展遗志的，恐怕还是与他有深刻的 “精神血统” 关系的人，具体而言，一定是那位奉托尼学说、作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百年来，对章氏盖棺定论的话正是来自他追忆先生的一篇小文：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
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
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 “中华民国” 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是有别于革命家的革命家，是反对宪政的宪政主义者。他不生产共识和妥协之物，而是疯狂地独断。他对中国的爱是基于熟知，对中国的反思批判亦是基于一种熟知。
不像某些知识人，自己过着好日子，却把世界说成是病房，只知巧妙粗俗。在当时迷恋 “进步” 的汉语圈中，章太炎却不遗余力地主张打破革命的虚妄，打破宪政的虚妄，打破议会的虚妄，打破进化论的虚妄。
当所有人都快要溺死在狂热的革命海洋里时，章太炎的执拗仿佛就是木筏、灯塔、沙滩。
作为汉文学的传承者，章太炎以奇异的姿态将中国思想的古老灵魂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不过，章太炎也因此备受质疑，“罪行” 是文字太晦涩（据说章太炎作文不用唐代之后的文字），思想太朦胧，不能让人一看便知。
阅读章太炎，仿佛在寒冬雪夜中望见一堆篝火，看似触手可及，只恨无路可走；它只是在召唤我们，指引我们，却无法温暖我们。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常常把人们按其是否喜爱章太炎而分成两类，从当时的舆论来看，那些不喜欢章太炎的人绝对不属于公正一类。
通过优雅细腻的笔触，四海为家的生涯，章太炎成为那个日益消沉的中华文化的讴歌者与代言人。至少在他的作品里，那个逝去的诗的国度又失而复得，这些作品回应了中国所经历的重重考验。在漫长的岁月里，章太炎的祖国成为军人体制的囚徒，而他的经历与作品则始终坚守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尤其是从正面引导着革命的创造力。更准确地说，他是包容甚至超越了革命的全部创造力的革命家。
解谜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纯粹、最诱人的行为。章太炎的身份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他不只是革命家，更是革命家的塑造者。他的目标是让他们免于成为那个时代的平庸产物甚至牺牲品。他总是以俯视的眼光把他们看作一队莫名所以、蠢蠢欲动的行列。
章太炎喜欢为革命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我们只知道这个谜底与慈悲有关。革命思想已被诸多支点与体系污染，而章太炎是向来不相信精神界有所谓杠杆或支点的。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与那些落难王公的酸气相比，他是文气逼人，贵气逼人。
在汉语中，革命是一种学问。章太炎古文功夫了得，被称为 “有学问的革命家”，一直是民国史书中的风流人物。作为一个研习宪法史的教书匠，阅读章太炎只能算作是业余爱好。不过，时间久了，便也在心中生出了种种问题疑惑，乃至执念：
章太炎人如其名，有一双火眼，游侠气质的火眼，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法律的变革的？
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学问好，又有佛学的底子，每以道家文体，写出佛家慈悲，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隔着窗棂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
章太炎投身革命，却时常活在一些浪漫的概念中，每每故作不同，人称 “章疯子”。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有时间，有精力，有自由，却舍不得拼命，舍不得疯狂，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疯魔？
太炎先生不停地追问：一个年青的中国以何种姿态与那个年老的中国交谈？我的问题是，该如何安放这座灯塔，换言之，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想象章太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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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廖茹画（实习）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1285次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