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人民出版社第161期读书会）

为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推出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家”系列丛书。该丛书记录了50余位活跃在20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的出版事迹，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延续者，也是国家历史的记录人。今天，我们为各位书友介绍20世纪文化领域的出版巨擘——张元济。

张元济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晚清到近现代，在变革动荡的年代，他始终以“辅助教育为己任”，谱写了一部辉煌的现代出版史、教育文化史和个人奋斗史。

下面，我们为大家讲述张元济是如何在他所从事的出版事业中实现他“辅助教育为己任”这一理想信念的。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

商务印书馆因创编中国近现代第一套教科书而逐步走向出版之巅，在这个过程中，张元济功不可没。

1902 年，36岁的张元济抱定教育救国的志向，毅然放弃了在南洋公学的高薪职位，决定加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正月，张元济正式入馆，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

1910年，张元济于上海南洋公学

张元济入馆后，首先确定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重心从印刷为主转变为文化产品供应为主，并以“开民智、培国元”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

针对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新学堂运动，他主张：“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较少矣。”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作为一项破除科举制、建立新学校的国家政策，彻底打乱了固有的教育体系，社会上原有的那些零碎的新式课本，自然无法满足全国即将重建的教育体系对新课本的渴求，张元济正是抓住了这个千古之变的历史机遇，迅速集结最强大的力量，开始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出版之路

出版新式教科书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业。不过，最初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并不顺利，也短暂地走过从一段从探索到创新的过程。

那时，蔡元培也加入了商务印书馆，他入馆后，所布局运作的编稿办法是采用承包的方式，分别由他和蒋维乔、吴丹初等人编纂国文、地理、历史三种教科书。不久，因为《苏报》案的发生，蔡元培离馆避难，使得整个计划暂时中断。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梦旦也对张元济所提出的新式教育发展理念表示认可，他还将国际化的眼光与他所长期专注的教育事业相结合，提供的策略对于张元济和蔡元培的办法具有颠覆性，他建议取消旧式包办的办法，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合议制的方法。对此，张元济自然认同并全力支持高梦旦的主张，根据“学堂章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率先按学期制度编辑教科书，分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几科，每种每学期一册，其中特别注重国文。

三位事业上的挚友（右起：高梦旦、张元济、李拔可）

“学堂章程”的全称是《钦定学堂章程》，是1902年由清政府所颁布。这个《章程》在教育制度上向西方现代教育看齐，倡导新式教育体制，史称“壬寅学制”。但这个学制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清政府于第二年又加以改进，拟成具体的新学制，包括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三年；中等教育：中学堂四年；高等教育：大学三至四年，预科三年。这个新改进的学制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癸卯学制”。

针对这一章程，张元济邀请了多位海内外关注和研究教育问题的知名人士共同“合群力、集众智，商榷体例，搜罗材料”。

据一起编纂教科书的蒋维乔回忆当时的情形：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人，就像开圆桌会议那样，但凡有人提出让大家都认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大家就一起热烈讨论、集思广益，时常会因为一个问题讨论上大半天或者一整天。

最终，经过这些海内外通人名士反复讨论、认真修改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推出了第一册。这时距“学堂章程”颁布已近两年，新式学堂已开始大规模出现，所以此书一经出版，不到两周，便销售一空。

《最新国文教科书》推出之后，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根据章程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科目继续努力，陆续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全套，内容包括修身、笔算、理科、地理与习字帖等科，大部分还配有“教授法”等教师用书。课文编纂种类齐全，体例新颖，容量合理，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成为后来各种初小国文教科书的范本。

可以说，这些费尽饱学之士数月编纂而成的教科书，成了新教科书革命的引擎，也吹响了商务印书馆进军文化教育的号角。

《最新国文教科书》一炮打响之后，张元济与蔡元培又很快联手推出了一套名为《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新式教科书。后来，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三位朋友又共同编纂了影响力极大的《修身教科书》。此时的蔡元培虽然一直在外奔波，但也没有影响他编纂此书的意志。最终，初小十册由张元济编，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中学五册由蔡元培编。初中五册前三册不署编者名，后二册署“蔡振”编，实际上就是蔡元培所编，到1912年修正为上下两卷，署名为蔡元培编。

借由历史教育的方式，让国人得以觉醒

编译所创编的新式教科书，虽然都是按照当时学制的规定加以编写的，但是，张元济也有自己的主张与取舍。认为其中的学制有部分是不合时宜的，比如《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学童每周必须读经十二小时”。张元济就曾经写文章加以批评，于是在商务出版的教科书中就没有编“读经”这一门学科。此后一直到民国，“读经”从启蒙与初等教育中消失了。

张元济手书

在学制教科书之外，张元济也会把与学制并不完全衔接，但仍有启蒙价值的作品推向社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张元济进馆后半年推出的，也是最早开始出版的一种教科书。此书编定、出版早于新制教科书，属于包办的成果，张元济虽然没有将其列入新教科书，但实际承载了他自己对历史与教育的观念：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长久受到外国的侵略，更应该让子子孙孙明白这一段悲惨的岁月。借由历史教育的方式，让国人得以觉醒，以达到救国爱国的目的。这是张元济主持编译所后所想要达成的志向与心愿。

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

张元济历经清朝、北洋与国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经过复杂、动乱之世，又遭革职、馆毁及外寇入侵与内战不已之苦，他却以悲悯之情怀，接续民族之精魂，阐扬华夏文化之幽光，便利世人之研求与讲诵，继承孔子的删《诗》《书》，朱熹阐儒学之伟业，脱离宦海、编新课本以启民智，译西学以厚国人，贡献给一代又一代嗷嗷待哺的学童，使他们不再在陈文腐辞下求知，而在古今中外新学中获解。给文化以生命的活力，给世人以智识的坦途，他的文化业绩如江河大海，被后人奉为“泰山北斗”。

（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