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温暖的品质，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堪，仍然心怀光明的希望。
学者戴君仁说：
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一浮。
读懂马一浮，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一介书生坚守传统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气。
一、
1888年，6岁的马一浮跟随父母从成都返回浙江绍兴。回家后，父母为了培养孩子，就请了颇有名望的举人郑墨田做他的老师。谁知道，郑墨田只教了一年就不干了。家人以为是马一浮调皮捣蛋，不肯上进，于是极力的挽留。但是郑墨田坚决辞职，并说出了原因：这孩子我已经教不了了，我会的他都会了。
他的母亲不相信，于是就想考一考儿子的才学，随手指着一朵菊花，让他用“麻字韵”作诗。他俯身采下一朵菊花，张口就来：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从此，神童之名传遍绍兴，父母也不再为他请老师，而是任由他自学。1898年，马一浮考中了秀才，位列第一名。浙江的名流汤寿潜听说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并主动把女儿汤孝愍嫁给了他。考得功名、迎娶白富美，马一浮在16岁那年，春风得意。然而3年之后，他就重重的摔了下来。先是父亲重病去世，接着妻子也香消玉殒，马一浮的人生一片灰暗。
虽然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年，但是他的心早已经随妻子而去，他发誓：我要从一而终，从此以后不再娶别人。直到85岁去世，他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牵连，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书。信守誓言、身体力行，真大丈夫也。
二、
很多人以为，马一浮既然是儒学宗师，那肯定是不知世界变化的老古板。其实，他却是最早出国留学的那批人，不仅精通儒学，西方文化也了如指掌。
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的打击后，马一浮深刻的意识到，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灾难。只有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才能强国强种。1902年，他和谢无量一起来到上海学习，在这里，废寝忘食的学习了英文、拉丁文，并且在第二年被录取成为翻译，跟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参加第十二届世博会。
到达美国后，除了干好世博会的工作，马一浮一心想着学好西方的学问。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就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达尔文等等欧洲大文豪的作品，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法国革命史》、《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
有一天，他感冒了，还发着烧，浑浑噩噩的走进了一家书店，看到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拿起来一读，顿时高兴的连生病都忘记了，赶紧把书买回家，潜心研读。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马一浮成为第一个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那时候的美国还不是今日的美帝，它是自由、民主的象征。马一浮来到美国，心情是雀跃的，但不久后，他就发现：本以为是文明的国家，却专制而野蛮。他在日记中说：“美国规定，华商参加世博会，必须每个人缴纳500美金。到了会场，就不能出去一步，而且白种人的上等俱乐部一概不准进入”。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
在圣路易斯大学，学校以“是否应该分割中国”当做演讲的题目，让学生们争论；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也被描绘成无赖。这一切，都让马一浮愤怒而又无奈。在美国的经历，在马一浮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使得他明白，西方的文明终究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而不关心人身心上的修养，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
三、
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
1905年，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全力改革之时，有追求的进步青年无不向往着出国，学习西方文化。而早已出国留学过的马一浮，却脱下西装领带，穿起了长衫，在举国嚣然的声音中，独自走向了西湖边的文澜阁，这里有清朝皇家所收藏的完整的《四库全书》。在看明白了所谓西方文明后，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背对众生的读书路。
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他抛弃了一切。每天早上开馆，他就在来了；到了晚上闭馆了，他还舍不得走；晚上回到家，他还要做读书笔记。他认为吃饭也浪费时间了，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他带了个小炉子到文澜阁，底下点着油灯，炉子上架着小锅，他在煮豆腐。
等到读完一卷书，这锅豆腐也就熟了。一小锅豆腐，就当了午餐。吃完豆腐，继续读书。就在这间破败的禅房里，他读完了文澜阁的三万六千多册《四库全书》，并读了历朝诸子文章七千多册，写下了《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马一浮博览群书，这使得他虽居陋室，却名满天下。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一天，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立即表示不见。家人考虑到孙传芳当时的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果断的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无奈，只好悻悻而返。
给孙传芳吃闭门羹，可以理解，但蔡元培、陈大奇、竺可桢先后给他发出Offer，请他出山任教，他还是一句话就把人家怼了回去：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他心中想的，还是传播中国的学问，拒绝三位校长的邀请，因为自己与他们的理念不合。
四、
“他是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众多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
在那个年代，连鲁迅都说：“线装书都是有毒的。”但在马一浮的眼里，大家都在争相学习西方，但是绝大多数人又看不清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缺陷，并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个全盘西化的大时代面前，只有他是一个另类，他用自己的行动来提醒人们，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况且革命和学问，不能混为一谈。
文化不应依附于政治，不管世间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传承的命脉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丢掉自己的文化，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1938年，日本人来了、马一浮逃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带着15位弟子、亲友长途跋涉，跑到了桐庐。虽然在逃亡的路上，马一浮仍不忘给下一代传播文化的种子，一路上没有中断过给弟子和亲友讲学。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也许是逃亡的路太艰难，黑暗中看不到一点光亮。马一浮想起了曾经向他伸出橄榄枝的竺可桢，他写了一封求援信：“自寇乱以来，家国民族生灵涂炭，予年衰力竭，一路逃难，苦不堪言。”竺可桢拿到信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主动向他发出邀请，请他以“大师”名义来浙江大学讲学。
真是世事难料，隐居读书近30年的马一浮，竟然是被日本人赶上了讲坛。在浙大的临时校址——江西泰和的讲台上，他从天地溯源将起，头脑清晰、眼露精光的为同学们讲中国的辉煌、文化的灿烂，并希望同学们在这苦难的日子里磨练自己，不受环境的影响，完成人格的建立。
他说：“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正的学者，在于对“敬”和“诚”的身体力行，如果不能下功夫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养，那么学习有什么用？精辟的见解在浙大的课堂上回荡着，连教授们都执弟子礼，坐在下面听讲，并把马一浮的讲课稿编成书来发行：《泰和会语》《宜山会语》。
五、
“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谋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即便在浙大当上了“大师”，他还是没有认同现代的大学教育，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书院。在浙大执教一年后，连蒋介石都听说了这个想开书院的老头。于是就派孔祥熙拨了一笔款，请马一浮到四川主持。
为了书院能够独立开展，他特别强调：“开办书院，是为了学者能够自由的研究我国学问，成为真正的儒者。所以这个学院不应该受到教育系统的管理。”书院的经费，也应该完全来自社会的馈赠，政府的拨款则属于社会馈赠的一部分。他想以这种方式来保证书院的独立性。国民政府全盘同意，并保证“始终以宾礼相待”。
1939年9月，“复性书院”举行了庄重的开讲礼。以马一浮为首，全院60多人全体肃立，想孔子牌位焚香行礼，然后宾主、师生、同学间彼此行礼。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这么一群人，为了种族不灭，在奋力的传播中国的文化。你可以说他们迂腐，但要看到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对文明的敬意。
他们不只有套路，还有干货。马一浮说：“天下之道，只有变是不变的。”传统的文化，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用“六艺”来统摄一切文化，然后是学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还有西方哲学。这几门课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学问。马一浮亲自讲述“群经大义”和“理学”两门课，其他的讲师有“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
马一浮的主张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本来就是人性所具有的，不是别人安排来的，所以诗、书、礼、易、春秋都在六艺之内，西方所说的真、善、美也包含在六艺之间。如果西方有个圣人出来，他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也是六艺之道，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学问做到最高处，道理总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中国学问，不比别人的差。
六、
马一浮还是太天真了。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乱世，来读书的学生也不过是想找个避难所，可这里的生活又太清苦，结果一个接一个的溜走。董事会也把这里当成吃闲饭的地方，纷纷介绍亲友来这里任职，而人选又根本不适合这里，马一浮一个接一个得拒绝，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
在加上他长期闭门读书，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和周围人的隔阂越来越大。更因为思想见解上的分歧，导致熊十力都离开了书院。
除了人，还有钱的问题。原本的设想是靠社会捐款，可是抗战正到了紧要关头，哪有人往这上面捐钱？政府的拨款又迟迟不到位，书院的师生，常常都饿的揭不开锅。马一浮一次又一次的去要钱，形同乞讨。
这个一辈子清高孤傲的老人，为了书院，脸都不要了。不要脸也没用，没钱就是没钱。1941年5月，马一浮终于停止了授课，遣散学生，书院虽未关闭，但再也听不到一点点的读书声。
诺大的中国，连一卷书都不能读，这不仅仅是马一浮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七、
复性书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但是文脉不能断，还是得传下去。怎么办？在这个乱世，谁还有心思来钻研学问？罢了、罢了，只要学问能传下去，说不准将来就有大才出世，能够重整旧山河。书院梦碎，马一浮只能以另一种形式来传道了。他把他收藏的书、记在脑子里的书和自己对书的理解，全部印刷成书。
他想让书籍传世，供后人阅读。原本一辈子不题字的马一浮，为了刻书，居然拉下脸面去卖字了。他年轻时就书法精纯，尤其擅长草书、小篆和隶书，风格凝练、法度严谨。书法家沙孟海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如此优秀的笔墨，想求得一字难如登天。现在他把家里的字拿出去卖，换来的钱，自己没有一分留存，全部用于刻书。
几年时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刻了《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部丛书，以经典注疏和儒学语录为主，还包括可能因战火而遗失的冷僻书籍。
八、
1949年以后，马一浮彻底过起了老年生活。书院的事，已经完全不再可能，能做的只是给以后的时代，多留下点种子。但这样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
1966年，英勇的小将们冲到杭州西湖畔的一所院子里，把马一浮一把推倒，将屋里的古玩全部砸烂，并把全部的古书字画和手稿拿到院子里焚烧。这位孤傲清高了一辈子的老人，近乎哀求的对小将们说：“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回答他的，只有一记响亮的耳光。大火熊熊烧了一天，他只能站在那里，默默的看着。小将们烧掉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毕生心血，还有中华文明的传承。
九、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一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但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者。今天重新认识马一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从不放弃的坚守着我们的文明。就像他写的一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