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不能为空

位置:齐齐哈尔诗词网 > 佳句赏析 >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3-03 02:03:31
阅读:

清代前期的诗歌

作者:鹏 鸣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 今江苏常熟 )人。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著(《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 ),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但抛开政治上的取舍变化来看,钱谦益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还是前后一致的,而这与他的文学观念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关联,即他对于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晚明文风的问题首先是学风的问题,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才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 《 赖古堂文选序 》 )。而挽救的办法,是“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 《答山阴徐伯调书》 )。表现在诗学中,他虽然接受晚明以来重视“性灵”的立场,却又提出重“学问”的要求,讲究“学殖之所酝酿”( 《 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 ),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 《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而所谓“学问”,又首先是“经之以经史”( 《周孝逸文稿序》 )。这些思想,与稍后的顾炎武基本一致,或者应该说,顾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前人往往因为钱、顾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评价,而忽视了这一点。

钱谦益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褒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他借公安派的言论严厉指斥前后七子,再对公安派提出纠正,实际对这两家均不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场上向前推进,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个性抒发上的疏隔的话,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褊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

钱谦益本人的诗,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他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领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为例:“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崇祯初魏忠贤一党失势,钱谦益被召入京,满怀入阁主政的希望,却被政敌抓住某些旧把柄而遭贬斥。诗中自诩、怨恨和故为狂放之态,通过一系列典雅的语言得到有节制有分寸的表现。

在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作中,他的感情要表达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如梦,写来思深笔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后用于《桃花扇》,可见此诗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 今江苏太仓 )人。明崇祯四年( 1631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北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 》。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更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吴伟业对诗歌的看法与钱谦益不同,许多议论针锋相对。如《与宋尚木论诗书》举李、王与钟、谭二说,言:“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此处“大人先生”即指钱谦益。又《太仓十子诗序》反对钱氏对王世贞前期诗的批评,否认所谓王世贞“晚年定论”之说,云:“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其核心问题,在对七子诗派的评价。

在介绍晚明诗文时,我们提及,明末时七子诗派的文学主张有复兴之势。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太仓派”,是其两大支柱。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是七子派理论主张与公安派理论主张的结合。这一趋向早在袁中道时即已显露,他认为,对于七子,当“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对于袁中郎,当“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 《 阮集之诗序 》 )。这种折中调和之论,既是公安派诗难以在破坏传统的方向上更向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公安派诗艺术缺陷的纠正。而陈子龙号称追踪七子,也是既反对七子的“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又反对公安派的“师心诡貌,唯求自别于前人”( 《 仿佛楼诗稿序 》 ),他的态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吴伟业对钱谦益的反驳,表明了相似的态度。而在创作的实绩上,吴伟业取得了更为特出的艺术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如《子夜词三首》:“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诗中女子对情人的怀念与期盼,被描绘得细致而生动,虽然着笔无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却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的长篇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 》、《 琵琶行 》、《 临淮老妓行 》、《 永和宫词》、《楚两生行》、《松山哀》等。作为一个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史实,而且更多的是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如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她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送给崇祯皇帝解闷,因皇帝没有兴趣,仍归田家;后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为妾;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而明朝、清人和李自成三方的对峙形势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她实际却是被不幸的命运所拨弄,完全无法自主。而可悲的是,她的这种遭遇,依然被旧日的同伴所羡慕:“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圆圆曲》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造成的困境中时,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正因此,这首《圆圆曲》写得烟水迷离,百感交集,极富于艺术魅力。

吴伟业长篇歌行的写作手法自具特色。《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人的联想中腾挪跳跃。如《圆圆曲》就是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关系为中心,穿插了陈圆圆的一生主要经历,以及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感慨叹息,显得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唐代以后,吴伟业堪称是杰出的大家。

在清初诗坛上,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 见《 池北偶谈 》 )的施闰章和宋琬,也是有影响的诗人。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有《学余堂文集、诗集》。施氏诗较为平实,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 《瓯北诗话》 ),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方面,是较有特色的,如《上留田行》:“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农,犹衔怀中乳。”一个短小的镜头,集中表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语言简朴而有震撼力。另外,像《浮萍兔丝篇》、《牧童谣》、《牵船夫行 》等,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诬告谋逆,下狱。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个人的遭遇,于世事人心常怀惊悸之感,诗亦多抒写愁苦之情,从侧面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压政治下一部分文人的心态,如《初秋即事》:“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宋琬和施闰章均是明末清初人,但他们在明朝没有做过官,所以虽然仕于清,从传统道德观看来,所谓“变节”所造成的心理矛盾也就不像钱谦益、吴伟业那样严重。不过,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他们心中还是留下了阴影。如宋琬《赵弦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便隐约透露出故国之思。清初诗坛上,还有一批坚持反清立场、始终不与清王朝合作的遗民诗人,他们从另一种视角记载了时代的变化,表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探求。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原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但如果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他并没有提供历史上具有新价值的东西。在文学方面,由于顾氏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总体来说,顾炎武的诗文学成就不高,但有些作品表达了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怀,也自有感人之处,如下面这首《祖豫州闻鸡》:“万国秋声静,三河夜色寒。星临沙树白,月下戍楼残。击柝行初转,提戈梦未安。沉几通物表,高响入云端。岂足占时运,要须振羽翰。风尘怀抚剑,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补,先鸣意独难。函关犹未出,千里路漫漫。”此诗咏祖逖闻鸡起舞故事,实为自喻。辞意稍为艰深,节奏较平缓,这是顾氏诗的一般特点。但肃杀的秋夜景色,征人抚剑整装的形象,还是能够透露出诗人内心沉郁的情感。

屈大均,字翁止,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最为杰出。有《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等。

屈大均与顾炎武两人,虽同以“遗民”自居,气质却不一样。顾炎武大有纠正一代士风和文风的宏愿,其诗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则以英雄之士自许,其诗肆扬奔放,富于才情。无论在诗歌还是人格上,屈大均对李白都极为推崇,其《采石题太白祠》诗扬李抑杜:“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他的诗也常有逼近李白风范之作,如《鲁连台》:“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首联的洒脱飘逸,尾联的明快豪爽,真是“神似太白,不独形似”(谭献《复堂日记》)。

除上述二人,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的,尚有阎尔梅、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等,另外,王夫之、黄宗羲的诗,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绪,就不一一论说了。

该文选自鹏鸣中国文学研究专著《中国诗歌史略》一书。

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作者简介:鹏鸣,1956年生,陕西白水人,著名学者,诗人,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与文学研究。已出版有选集、文集、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单行本等八十多部等,总计六千余万字,其中大型爱情组诗《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鹏鸣纪实文学选》《鹏鸣情诗经典》《中国诗歌史略》《绝妙诗语》《世界文学简论》《帝国的诅咒》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