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容若像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七则专说纳兰容若《饮水诗集》二卷，其中具见钱锺书本人对纳兰容若诗作的评骘，颇耐人寻味。其原文如下：
纳兰容若《饮水诗集》二卷。二十年前读此，颇赏其吐属高华。今复披寻，乃知徒矜亮节，实尟切响，不耐吟讽。七绝较工，亦不过二、三首耳。七律板滞，最为钝拙。“数出塞而无边塞雄杰之诗”。属词使事，时有疵累……
分析这段话，可见钱锺书对纳兰容若《饮水诗》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不耐吟讽。好诗使人反复吟讽，充满节奏和韵律，而且意蕴深长。反之，不耐饮讽之诗，则不能算是好诗了。
二是律诗板滞而钝拙。相比之下，纳兰容若的《饮水词》则可谓伸缩自如，婉转深情，绝少板滞钝拙之作。因此，早有论家认为，纳兰擅词，何不藏拙，少作或者不作诗。
三是“数出塞而无边塞雄杰之诗。”由于钱锺书先生评骘的范围未及纳兰容若的《饮水词》，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对纳兰容若边塞词的评价，仅就其对《饮水诗》的批评来看，他似乎觉得纳兰容若有限的边塞诗都不够“雄杰”豪迈，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次陪皇帝出塞、接触塞外风光的机会。
四是在引用典故方面有很多瑕疵和不足。“如卷上《新晴》之‘谁家少妇最高梯’、卷上《题苏文忠黄州寒食诗卷》之‘黄州见逐臣’，皆不成语。”
另外，钱锺书还在《容安馆札记》中大量举例，说纳兰诗“模拟之迹宛然，有若皎然《诗式》所谓‘偷势’、‘偷意’，以至于‘偷语’者”。言下之意，对纳兰容若诗作中这些偷法大不以为然。“世人以贵公子多才艺，称誉溢量，不免势利，余故考论之如此”。钱锺书认为，世人对纳兰容若的过度称誉，实是一种势利作为，以为纳兰诗中警句皆由其自造，全然不了解这些警句皆出自抄袭，所以我要考论出来加以说明，全然不顾纳兰自清以后粉丝之众、动辄得咎的实况，钱锺书之为“论胆”由此可见。
按，《容安馆札记》作于1953年。钱锺书读纳兰容若《饮水诗集》的时间，按其所称的“二十年前”推算，当是1933年前后。其时，钱锺书23岁，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杨绛结识并订婚。才子佳人，风华正茂，处于青春年少又爱情甜蜜的最美人生阶段，《饮水诗集》“吐属高华”之处，恰好迎合了钱锺书的心境，于是颇加措意并逐渐喜欢，正是情理之常。
除纳兰容若之外，钱锺书似也喜欢清诗人黄仲则的作品，并刻意在写诗时模仿黄仲则。据诗人车其磊的研究，陈衍选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里的钱诗，就有很明显地模仿黄仲则的痕迹，其遣词多用黄仲则的愁苦语，而造意多枯涩寒微之物。如《中秋夕作》云：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仃形影神。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修道忏前尘。杯盘草草酬佳节，鹅鸭喧喧聒比邻。诗与排愁终失计，车轮肠断步千巡。又如《秋杪杂诗》十四绝句中“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等句，皆黄仲则“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之诗风诗教。
无论是纳兰容若，还是黄仲则，两人的诗作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才子之诗。钱锺书青年时期颇以才子自矜，所以颇投起气性，喜欢二人诗作并刻意模仿。但他显然忽略了这两个诗人另外一个共同点：即两人皆不长寿，纳兰容若三十出头即去世，黄仲则虽活得略长一些，但也只得寿三十四，颇令人痛惜。诗为心声，诗更是宿命，那些才子绮丽幽怀的诗作，对一个人成长及其心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生命的改造，都是非常大的。
当年“颇赏”的作品，何以在人到中年后便作出了判若两人的评价？我认为这主要和钱锺书后来受到的诗教以及学识、眼界、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对诗的评骘标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直接关系。
1953年，钱锺书43岁，已完成并出版了《谈艺录》、《围城》等重要著作，《容安馆札记》也即将完成。尤其是《谈艺录》，作为“古典诗学集大成”之作，其评骘历代诗人之广泛、关注作品之全面、论述之精到深入，可谓“当世无匹”，这为他后来写作《宋诗选注》并完成诗史脉络的建构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钱锺书，诗学眼界、见识比及大学生时代已有了质的变化。正是这二十来年的系统阅读和比较研究，让中年钱锺书脱却了少年时期的青涩、稚嫩和浮华，而开始进入理性、深刻、沉雄、丰赡的中年诗境。
其次，也要注意到一个重要人物对钱锺书给予的诗教影响。这个人即是晚清同光体创始人之一的陈衍。陈衍主张“诗应以学问为根抵，辅之性情，以学人之学的丰厚材料、博学多闻弥补诗人之诗的肤浅率易，以诗人之诗的活跃性情灵动观察调剂学人之诗的呆板枯燥。”晚年陈衍，颇以能认识晚辈才子钱锺书为幸，对钱寄予厚望，大加提携褒奖。钱锺书对陈衍之诗才也颇为服膺，假期中常趋前请益，上门候教。以陈衍的眼光，他当然很容易就看出了钱锺书诗作中的问题：钱诗所走黄仲则（或许还包括纳兰容若）“才子诗”一路，“轻浮浅薄，绮靡香艳，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学这类诗，必不能持久，也非正途。
另外一点，陈衍显然也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的钱锺书体弱多病，如坚持黄仲则之类的才子诗风，必非长寿之兆。为将钱锺书引入陈衍所认为的正途，更为了让钱锺书远离“才子薄命”的宿命，他苦口婆心地劝钱鍾书转换诗风，尽快走出“绮艳”之诗的误区，进入宋诗“学人诗人合一”的理趣之境。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中，陈衍给钱锺书提出了多读少作的“药方”：“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
钱锺书对陈衍的劝诫是什么态度？从他后来诗风之变不难看出，他当然是深自惭悔。故从留学英法开始，其诗风为之大变，新作大都告别青少年时期愁苦绮丽之风，呈现出陈衍希望的诗人兼学人之诗的崭新气象。在《石遗先生挽诗》注解中，钱锺书的自剖心迹也证明他对陈衍的劝诫当是谨记于心的：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
钱锺书晚年“颇悔少作”，整理出版《槐聚诗存》时，不再收录自印本《中书君诗》中的少年绮丽之作，一部分原因也是对当年诗风的一种否定吧！
20年改弦易辙，对钱锺书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43岁时回观自己的23岁，“少不更事”时建立起来的好诗歌标准以及崇尚的诗风由此自然瓦解。无论是黄仲则，还是纳兰容若，按今天的标准，他们都只到青壮之岁而没有活到中年，更没有诗风为之大变的经历，他们当然无法体会钱锺书这样的心境，但钱锺书颇能体会两种诗境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更能体会陈衍当年劝诫自己蕴含的深意。以一个长寿者的生命终局来观察两个短寿者的人生悲歌，无论是黄仲则，还是纳兰容若，他们的诗风确乎如陈衍所言，只可看，不可作，更不应该成为好诗的标准，让后来者学习模仿。
统而言之，钱锺书对纳兰容若诗作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才子诗的绮丽浮华和不堪吟讽。这样的评骘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作为理解纳兰生平及其诗作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至于对纳兰容若《饮水词》的态度，钱锺书则保持了“聪明”的缄默：在《容安馆札记》第七十七则后半段，钱锺书对《饮水词》中“‘红楼’凡五见”有详细考证，但他对《饮水词》并没有作出坦率的评价。这或许并不代表他对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也有一样不高的评价，而是保持着自己对词学一贯的神龙“首尾罕见”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