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记载了一个荀偃"三分四军"的故事，这种分兵是春秋时期晋国所采取的一个带战略性的军事谋略。晋军运用这一谋略，不断用精锐部队袭扰楚军，严重地削弱了楚国的国力和军力，为赢得和保持中原霸主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楚晋争霸的年代，深受战争之害的郑国，采取了晋来归晋，楚来归楚的坐观成败之策。公元前564年(周灵王八年)，晋悼公又闻郑国从楚，极为恼火，欲伐之。中元帅荀偃献计说:"晋所以不能长期收郑，是因为楚国与我争额的潜力甚大，今欲收郑，必先散楚，欲散楚，必用以逸待劳之策"。悼公不解问，这个以逸待劳的计谋到底是什么呢？荀偃说:"兵力不要随意调动，经常调动他们就疲惫了，诸侯也不能随意调动，经常调动就有怨恨了。如果军队内部非常疲惫的话，用这样的军队和楚国人战斗，是没办法取胜的。"
为了使悼公和众臣们相信这是良策，他还具体说明了实施以逸待劳的办法，他说:"我愿请举四军之众，分而为三，每次只用一军御楚，两军休整，更番出入于郑，楚进则我退，楚退则我复进，以我之一军，牵楚之全军。楚军欲求战不得，求息不成;我军无暴骨之凶，楚军则有道涂之苦;我军能亟往，楚军则不能亟来。这样做楚军定会疲意不堪，郑服晋必能长久。"悼公见此计甚善，便命荀偃三分四军于曲梁。随即轮番伐郑。
荀偃"三分四军"，在当时看是相当高明的。用现代语言解释这个谋略，是要拥有雄厚的后备力量。从战役和战斗的范围来讲，也可以说要握有强大的预备队。战争是军力的较量，又是国力的竞赛。再有战斗力的军队，再富有的国家，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晋楚争雄，国力军力势均力敌，很难说谁比对方占多么大的优势。在历次交锋中，双方都有攻有防，有胜有负，谁也未能一举把对方彻底打跨，从而造成了"拉锯式"的战争局面。荀偃认真分析了晋楚战争的态势，认为，郑国反复，在于"楚人争之甚力";"暴骨以還，不可以争"这就是说，郑国不能从晋，是因为实力强大的楚国与晋国抗衡;而晋国要与楚国决战，必然劳民伤财，且胜负难以断定。所以说，获胜不在于全力应战，而在于智取。他提出的"三分四军"的"以追待劳"之策，为打破这种局面创造了条件。
显而易见，以逸代劳中的"逸"和"劳"，是对立的统一。"逸"可以养精锐，保持已有的战斗力;"劳"则会沮丧士气，削弱战斗力。但是，没有"劳"则没有作战的胜利，也就谈不上"逸"。以逸待劳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一个"待"字，即以自己部队的从容休整，养精蓄锐，对付敌人的弃走疲劳;或者以自己部分兵力的劳，换取大部队的逸，始终保持部队的作战锐势。孙子把这叫作掌握军、创造战机的方法。荀偃正是认识了"兵数动则疲，诸侯屡動则怨"的道理，才采取"三分四军"的车轮战法，每次以一军新锐对付楚军全军，使楚军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造成了楚国"内疲而外怨"的不利局面。
以逸待劳是相对的，己方的逸与对方的劳也是相对的。"待"决不是消极坐等，守株待兔，而是要用部分兵力或各种迷惑引诱的方法，调动敌人，使之疲于奔命，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荀偃"三分四军"，轮番与楚军作战，使楚军穷于应付，"求战不得，求息不能"，可谓是典型的古代疲敌的车轮战术。五十二年之后，吴国将军伍子胥也是运用这种方法，并使之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大大地消耗了楚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吴军逆流西上对楚国实施战略奇袭创造了条件。
明智的将军运用任何一种谋略，都不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以预先加以防范或解决。以逸待劳既以己之静(休整)对付敌人之动(奔走)，那么就很可能使自己的部队在静中产生和平麻痹情绪。这种情绪的滋长，对克敌制胜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休整的内容是加强训练，目的是恢复和提高战斗力。这样，一旦需要把部队拉上去的时候，将士就会如猛虎下山，以一当十，充分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东周列国志》是一部描写我国东周历史的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周五百多年间列国争霸称雄的事迹。全书以古代著名史籍《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作为基本叙写依据，把曲折动人而又纷繁复杂的东周历史很有条理地贯穿起来，在语言上也经阅读史籍原著更为流畅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