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 叶炜的长篇小说《福地》是他“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若将这部作品放在乡土叙事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来看，似乎没有多少新意。

《福地》沿用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众多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基本框架，即将家族史与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政治发展进程融合在一起，把长幅的历史画卷浓缩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史，带有“小型化史诗”的叙述特色。

张艳梅曾在《从〈福地〉看叶炜小说创作的基本立场》中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历史题材小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描写阶级斗争，不再塑造英雄形象，而是转向民间，通过书写家族史、村落史、个人史来解构历史、虚构历史、重构历史”。

《福地》即是如此。

在此种类型的长篇小说领域中，已经涌现出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等。在这样一个群英荟萃的文学大观园中，如何做到一枝独秀？叶炜携《福地》而来，用作品向我们证明——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福地》取材于苏北鲁南地区，以麻庄地主老万为核心，把万家三代人的命运作为主线，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武昌起义、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文革等，通过麻庄这样一个窗口表现出来，在展示万家儿女各为其主的人生选择的同时，也暗示了被历史潮流裹挟着向前的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张艳梅认为，《福地》是“以一个村庄的平静喧嚣，一个家族的荣衰聚散，映射近现代中国复杂曲折的道路选择及历史进程”。

这部作品的基本框架虽然大家司空见惯，但在细节的安排和处理上处处显露着作者的独具匠心，这也使得《福地》在万紫千红的乡土叙事图景中没有被经典作品的光芒掩盖，反而大放异彩，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一、天干地支纪年法

首先，叶炜没有采用当下通行的公元纪年法，而是巧妙地运用天干地支的方式纪年，并以此来命名各个章节。

提到天干地支，人们大多会想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知道这些字通常用来纪年、做字序，或做生肖属相。

天干地支的由来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商族，《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人就根据“玄鸟生商”的传说，“用一种特殊符号记载他们祖先契十月孕育的过程……后来人们称之为天干。继而商民又用刻符记述了从子契到王亥，这一上古时期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情况……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支。”

可以看出，所谓天干地支其实是“整个商民族、商部落起始的历史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史书”。天干地支谱写了商族的历史，《福地》讲述了麻庄的历史，麻庄的起源和天干地支的原始含义交相呼应。

小说中，因“大明朝廷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一批山西农民不得不迁移到苏北鲁南地区，机缘巧合之间选取了一块风水宝地，创建了麻庄。

麻庄的诞生很偶然，麻庄名字的由来也很偶然，由“嘛庄”到“麻庄”，带着几丝荒谬的味道，但正是这种偶然和混沌相融合衍化为自然，从而促成了村庄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

老槐树是麻庄历史的见证者，它跟随麻庄祖先们从山西洪洞而来，虽然它已在村子里扎根五百年，但它始终铭记自己祖先的方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万家的子女们，为奸为党为宦为匪，因不同的命运而漂泊四方，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和老槐树一样未曾忘却根之所在。

麻庄有难，他们更是义不容辞，即使是糊里糊涂做了汉奸的万福，也是竭尽所能护麻庄周全；万喜为尼后与家人隔绝，无权无势无财无力，却也在深夜悄悄将半袋口粮放在家门口，帮助父亲渡过难关。

叶炜认为，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地》或许是叶炜的的一次寻根之旅。

祝家君在《甲乙丙丁是谁 说个子丑寅卯——解读天干地支》中，将十天干最初的刻符拆解开来，发现这十个符号与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一一对照，“天干十字恰恰吻合了怀胎十月”。远古时期的商民用这种方式记载祖先契的孕育过程，以此铭记商部落的“根”。

相对的，叶炜在小说开篇就对麻庄的历史追根溯源，从老槐树到一粒种子再到山西，他寻求的不仅仅是麻庄的根，也不仅仅是自己的精神之根，更是以小见大，昭示着对整个中华民族之根的追寻。

二、民俗文化的描写

小说中也不乏对苏北鲁南地区民俗文化的描写，如过小年要辞灶，六月六为晒衣节，二月二龙抬头需吃“炒蝎爪”，夏至吃面，四月初八逛庙会，秋分吃秋菜等等，这些民俗镶嵌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为麻庄村民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喜气，也为整体的叙事格调增添了一抹亮色。

不过，诚如李新宇所言，这些民俗文化“没有多少可以炫奇之处；深掘文化，多属中华大路货。”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特异之处的麻庄“具有某种普遍性，更多地包含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密码。”

而这恰恰与十二地支的原始含义——记述上古时期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生产生活情况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天干地支是商部落的史前史，反映的是氏族母系社会的中后期，也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中华民族的远古历史”，叶炜用天干地支纪念并命名各个章节，将麻庄的兴衰存亡史嵌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当中。

曾经的麻庄处于世界边缘地带，像一方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麻庄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时代的洪流当中，历史的大浪淘沙溅起的沙石激荡起麻庄这片平静湖面的波澜，清朝覆灭，民国倒塌，麻庄靠着乡村独有的顽强生命力一次次挺过难熬的岁月，当历史回首，麻庄依然矗立在那里。

麻庄的生命力昭示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源自商族的干支后来奠定了汉文字发展的基础，促成了我们文明的开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经沧海桑田，绵绵不灭，几经兴衰却依然傲立。

三、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老万是《福地》的核心人物，也是麻庄的主心骨，《福地》讲述了麻庄的百年沧桑，也恰恰书写了老万的一生。

作为贯穿小说始末的重要人物，老万对于麻庄而言，既是一个守护者，也是一个统治者。叶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将老万塑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传统地主，也没有将他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他既承载着中国农民的几乎全部的美德，同时也体现着乡土精英们身上的某些问题。”

战火纷飞时他临危不乱，是非分明，组建麻庄的自卫队，敢于同恶势力斗争，几次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日常生活里他又有先见之明，居安思危，灾荒时提前储备粮食，带领村民挖水井来确保日后庄稼的灌溉，以一己微薄之力守护麻庄，让它的血脉得以延续下去。

对内，面对背叛自己而与儿子万福私通的滴翠，他虽气愤却还是宽恕了他们，欣然接受了孙女万春；对于外来者香子，他也没有将对日本人的愤怒转嫁到香子身上，他怜悯她，在风声鹤唳的时代中尽力护她周全，最后毫不吝啬地为她置办嫁妆，像嫁女儿一样送她出嫁。

老万名“仁义”，他也的的确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仁义的准则，但同时也用不光彩的手段维护着仁义的颜面，来确保自己在麻庄地位的独尊。

老万丧妻后看上了王顺子之妻滴翠，在王顺子登门要妻时，用土地和大洋逼迫王顺子放弃了妻子，而后名正言顺地将滴翠收房。表面上看是王顺子贪恋财物而选择“要地，不要人”，实际上却是老万倚仗着地位和家财霸占了他人之妻，荒谬的是，老万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王顺子的指责，反而因物质财富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合情合理。

万福将十块大洋一块一块地递给王顺子时，“王顺子接一块说一句；谢谢老爷，连说了十次”。受害者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钱财而对施害者感激涕零，乡村文化秩序因为物质权力的介入而变得暧昧不清。

对于背叛万家滴翠和嫣红，老万顾及到万家的颜面和世代累积的名声威望，没有驱逐她们，对外依然保持她们在万家的身份，对内却采取了古代帝王对待失宠嫔妃的方法，将她们打入“冷宫”，把滴翠和嫣红安置在后院的柴房；

而另一面，他又慷慨地为孩子起名，承认她们万家孙儿的身份，对待并非万家骨血的万乐，他也从未计较，视如己出。

老万身上的矛盾性恰恰映射了乡村文化的两面，叶炜以老万这个人物告诉我们：乡村文化既有包容万物的美好一面，也有藏污纳垢的黑暗一面，这才是真正的乡村。

就像老万，虽然他身上带有某些道德缺陷，但他依然是百姓眼中麻庄的主心骨，麻庄的守护人，文革时陆小虎一再煽动村民批斗老万，但村民心中涌现的往往是老万为了麻庄所付出的心血，即使他们确实受过老万的欺压，如王顺子的夺妻之仇，但内心并没有对老万的恨。

所谓故乡，无论它呈现哪一面，它都是村民心中一方安身立命的“福地”。

小说最后，万禄回乡省亲，万家兄弟谋划着要将抱犊崮等地改造成“一块洞天福地”，可是正如作者在文末写道，“几十年的时间，麻庄变了，一切都变了”。

麻庄不再是曾经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也不再是人丁兴旺的家园故土，麻庄的年轻人早已离家四处打拼，留在麻庄的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战火的硝烟，历史的变迁都未能让麻庄破败，而商品化经济却让麻庄渐渐变得空空荡荡，那么多的灾难，村子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却终究败在了物质的脚下。万家兄弟的计划能否实现？麻庄能否成为新一代人的福地？我们不得而知，但麻庄的现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从开篇绣香产子到末尾万禄梦见兄妹四人回到母胎，万家由几代单传到四胞胎出生又到独苗单传，《福地》充满了轮回的意味，旧的生命结束，新的生命开始，在21世纪的今天，麻庄又会上演出怎样一番故事呢？或许作者可以以此为基础，再创作出另一番天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