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尊师情怀

1950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与“一师”同学周世钊谈话时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奠定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所以，毛泽东一直对“一师”老师尊重有加。同年12月29日，毛泽东饱含深情地为母校书写了“第一师范”的校名，并题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校训。实际上，无论是求学时期、革命年代，还是在成为开国领袖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精心指点，时刻铭记着恩师的谆谆教诲，饱含着他与老师们的深情厚谊。

毛泽东和老师毛宇居

□韩延明

两次为徐特立老师祝寿

徐特立是毛泽东就读师范时期任课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自1913年相识，毛泽东与徐特立浓浓的师生情、同志情、战友情，绵延赓续半个多世纪，长期传为佳话。他曾深情地说：“我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毛泽东曾在延安为徐特立两次祝寿。1937年2月1日，徐特立60岁生日这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老师的尊重、敬仰和感激之情，写了一封情深意浓的长信，其中几句早已脍炙人口：“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位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之情和挚爱之意。当晚，毛泽东就派人骑马涉过延河，将此信专程送到在保安的徐特立老师手中。这次祝寿，彰显了经过长征艰险跋涉后红军依然顽强的生命力，巧妙传达出中国共产党活跃于陕北的事实。

时隔10年后的1947年2月，毛泽东又在延安为徐特立老师举办了一次非同寻常的70岁生日贺寿活动。寿诞的头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到杨家岭徐老居住的窑洞去“暖寿”、吃“长寿面”。毛泽东特意做了一个寿糕，并在寿糕盒子上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他躬身把寿糕送到徐老手中。徐老激动地马上切开寿糕，与大家分享。朱总司令高兴地现场题词：“当今一圣人”。

祝寿大会那天，朱德主持并致祝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会。会上，宣读了由毛泽东授意起草并审定签发、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徐特立的一封贺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的革命精神和重大贡献，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春，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中央供给部干部会议，毛泽东小心地搀扶着徐特立上主席台，并亲自为他泡茶、倒水。当徐老作完报告、全体人员起立退场时，他又端起徐老的杯子，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赞扬徐老：“他是我上第一师范时的先生，他还是我革命的老师哩。”

韶山冲与中南海的师生佳话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感慨万端！6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宴请当年的塾师、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等，并合影留念。他将自己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后，起身第一个举杯向老师敬酒。老人激动地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师坐下边笑容满面地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师生对答，传为佳话。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自己的老师慢慢行走。他生怕老师摔倒，便让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长满杂草的路边，边走边谈。笔者看过当时随行摄影师侯波及时抓拍下的这一珍贵照片，毛泽东的右手牵着时年78岁的毛老师的左手，走在小路边上，心之虔诚，令人动容。

毛泽东还时常邀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1950年9月21日,王季范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王季范既是毛泽东的堂兄（九哥），也是他的学前老师、中学老师和“一师”老师，感情极为深厚。10月1日，王季范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国庆观礼。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家宴招待王季范。一见面，毛泽东就大声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据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回忆，吃饭前，毛泽东曾拉着他的手对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和工作人员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握着王季范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一声“九哥”，催人泪下；一句“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感人至深！

尽心孝敬袁师母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及“一师”老师时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这位“袁大胡子”，便是毛泽东“一师”的国文教员和习字教员袁吉六（仲谦）先生。他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严格要求毛泽东改变文风、摒弃“康梁体”，终于使毛泽东精通了古文文体。

对袁吉六先生，毛泽东一直心存感激。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得知袁老师已于1932年5月7日在隆回老家病逝，遗孀戴常贞年迈体衰、生活困难时，便于1950年10月托周世钊给戴常贞老人带去50万元（旧币）的生活费。

1951年4月，毛泽东派人从湖南新化接袁师母进京，又请人专门照顾，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袁师母一到北京，毛泽东就请他的保健医生、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为师母检查身体；请北京最好的缝纫师傅，为师母做衣服；请北京最好的制鞋师傅，为师母做鞋。其间，毛泽东曾3次与师母单独会面，并设家宴招待；还亲自为老人划桨，泛游中南海；亲自搀扶老人，参观故宫；又请袁先生在京的生前好友王季范、徐特立等陪同老人，游览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临别时，毛泽东送师母“零用”钱300万元（旧币）；两大皮箱“薄礼”，其中有毛呢衣服、床上被盖等生活用品20多件。

1955年，毛泽东到长沙后，又托人赴新化看望师母。1963年，袁师母患结石病住院，并施割治手术。毛泽东得知后，委托周世钊专程到医院看望，并捎去了他的400元“营养费”。1964年底，毛泽东又委托回湖南的周世钊给袁师母带去400元。以后，毛泽东经常给袁师母寄钱寄物，接济她的生活。因此，袁师母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晚年生活十分幸福，直至1970年3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她去世后，毛泽东又让周世钊转交了300元的安葬费。

毛泽东对袁师母的敬重和照顾，前后达20年，使袁师母本人及其亲友和乡亲们深为感动。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娘疼崽，长流水；崽疼娘，扁担长。世上哪个亲生崽啊，有毛主席这么疼师娘！”

以德报怨敬张干

毛泽东不仅对当年教育、指导、呵护过自己的老师敬爱有加、关怀备至，就是对当年没有善待自己甚至处分过自己的张干老师，也同样予以尊重和帮助。

据载，毛泽东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张干担任该校校长兼数学老师。1915年6月，学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愤慨地写了一份言辞犀利、切中校弊的《驱张宣言》，组织同学连夜油印了千余份在校内张贴、散发，很快惊动了省府要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当张干得知起草宣言、带头“闹事”的人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时，恼羞成怒，决定立即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后因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王季范等教师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张干才收回成命，但仍然给了毛泽东“记大过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张干一直惴惴不安、惶恐不已，特别担心已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会报复于他。但实际上，毛泽东豁达大度，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对他这位母校老师关怀备至。

1952年9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丰泽园家中宴请应邀来京的张干、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4位师友。毛泽东躬请张干老师坐上方，自己则坐下方。席间，毛泽东亲自为4位师友夹菜，又一个一个地敬酒。饭后，毛泽东陪同4位师友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套被盖、褥子、布毯、毛呢服、枕头、枕巾、面巾、袜子、香皂、牙刷等生活用品。心怀愧疚的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1952年11月8日，毛泽东邀请张干等4位师友来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又派人给他送来零用钱100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呢大衣，并特地给他捎来鹿茸精1瓶，嘱咐每日服2次，每次于饭前20分钟服20滴。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对老师如此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实在令人感动。对于毛泽东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张干感激涕零，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