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已过，天转秋凉。要开学了，说说师生情这个话题。
先想起22年前深秋我结婚旅行时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的罗尔纲先生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中胡适先生给罗的几通书信。
1931年秋天，年刚而立的罗尔纲在北平胡适的家中协助他做《聊斋全集》以及他父亲胡传遗作等的编辑工作。这时，罗的母亲来信叫他回乡探病。
那时节，飞机航班少，没有高铁，回趟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实在不易。此一去，也不知何时再有从适之先生为学的机会。罗尔纲作为一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游必有方，母命要遵，又舍不得遽然离开老师，但又“拙于言词”，“几次走到适之师和师母面前，要说半句感激的话都说不出来”，只好写了一封信，悄悄放到老师书桌上。第二天，胡适先生看到了，知道学生内向寡言的特质，便也径回一信：
尔纲弟：
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我从前看了你做的小说，就知道你的为人。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 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 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 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我用了这些“命令词气”，请你莫怪。因为你太客气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诚恳的（现代汉语应为“地”，笔者注）请求你接受我的条件。
你这一年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适之
二、三十年代的币值，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那时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个月工资八、九元而已（主席讨厌胡适，偶然吗）。
先生这一番似嗔非嗔的“教训”，让罗尔纲“带着那珍贵无比的‘不苟且’三字的师教，依依不舍的（地）拜别师门，从北平前门上了火车，向着南国的故乡归去”。
这一番话，我每每读起，不能自已。我尽管读书少、见识粗鄙，倒也难忘从小学到大学、以至后来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党和国家不曾在教育上亏待了我，特别要感恩我求学历程中的诸多恩师。
1936年，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引用了管同、郭嵩焘的话。胡适看到后，非常生气，写了一封让罗尔纲一辈子忘不了的信，当头棒喝：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到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原文如此，意应为“太”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
何种文字可以作，何种文字不可以作！
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再看前一封信，慈若慈母，严若严父。
这才是师生情。
当然，胡适他爸爸铁花先生就是清朝的“士大夫”，做过台湾的地方官。罗尔纲在胡家多年，发篇文章居然“四角不周”，难怪招他老师一通冲动，哓哓不休。这是我读书触类旁通的乐趣。
本来按题目，小文至此已经说完，但报人出身的写作习惯，让我还是忍不住加上这个时事例子，结果就相映成——尴尬：
2017年12月25日，一位原本前途光明的博士匆匆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随后，其女友在网上发表了《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的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可以得知，这位自杀的杨姓博士，来自湖北农村，家境贫寒，成绩优异，是他家乡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原本应该专心学习、做学术科研的博士生，却要帮博导浇花、打扫办公室、擦车、拎包、挡酒，甚至还要陪博导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此前，杨博士就已经多次尝试自杀。最后，在2017年圣诞节之夜，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民国二十年，学生罗尔纲收到导师胡适写给他的那封郭建光式的信时，和杨博士一般年龄。罗后来成为国际认可的太平天国史研究顶级权威，活了98岁。
好，下一篇师生情，想说说辅仁的苦水顾随和叶嘉莹。
作者：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