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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表达了什么_阮籍狂妄,岂效穷途之哭

说起魏晋风度,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画面:有那样一群名士,他们仪容不整、宽衣大袍、放肆饮酒,甚至还要时不时纵情高歌。不知情的人远远望去还以为这是一群疯子。“竹林七贤”就是这类疯子的代表,而阮籍就是其中最“疯”的那个,因为他不仅嗜酒如命,而且爱哭。

阮籍爱喝酒,而且经常大醉。他因卖酒人的妻子长得美去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女人旁边。然而他就是纯粹地喝酒,纯粹地醉酒,久而久之,卖酒的男主人也放心了。

阮籍也爱哭,而且经常哭得没来由。兵家少女有才有貌,未曾出嫁就夭折,阮籍并不认识少女的父兄,但是他依然去吊丧,哭得伤心欲绝,哭够了才回家。

作为文士,醉酒与痛哭都不是有尊严的姿态,但是阮籍不会被这些所束缚。事实上,阮籍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那时候叔嫂之间的界限很严格,但是阮籍的嫂子要出远门,阮籍一定要去送别。有人阴阳怪气地讥讽他,他就说:“礼法什么的本来就不是为我这种人设定的!”

遇到不喜欢的人来拜访他,他一定要把黑眼珠全翻上去,给人一个大大的白眼(比如投靠了司马氏的嵇喜);而遇到频率一致的好友来拜访,他就满心欢喜地露出黑眼珠(比如真君子嵇康)。阮籍的“青白眼”绝对算得上魏晋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

母亲死时,阮籍正和好友下棋,但是他坚持下完那一局。事后饮酒二斗,大哭一声,吐血数升。按照晋礼居丧时不能多吃饭、不能饮酒吃肉。但是阮籍虽然没有遵守“礼法”,但是心中的悲痛确是一点都不少的,不然,何以哭到吐血?

穷途恸哭的阮籍,也许你并不懂他

其实,在那个年代,阮籍的这些举动虽有些“异类”,但还真不是“独一份”。在思想上,随着东汉末年动乱四起,各割据势力互不相让,儒家学说这种在大一统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早已经失去了普遍的约束力。而后从曹魏集团到司马氏集团,国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没有到来,这一时期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

然而,在政局上,曹操统一北方稳定了几十年以后,至年仅十岁的曹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开始了统治上层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司马懿谋杀了曹爽,开始不断地把与曹氏相关的文士杀掉换成拥护司马氏的人,即便与曹氏无关联,站在司马氏对立面的文士也难逃厄运。从司马懿辅政、篡权到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正始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名士去半。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看起来很飘逸自得,其实潜藏着更多的不自由和不安全因素。阮籍的醉与哭,实际上是保全自己不得已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文士们的处境其实是很危险的,而最危险的,莫过于阮籍。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的重臣,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个抚养几个孩子少不了曹氏的帮助。这样的出身,在司马氏眼中,恐怕早进了黑名单了。

的确,司马氏多次找他的麻烦,但是阮籍总能脱身。阮籍与司马氏政权一直周旋着:司马氏面前的红人钟会多次问阮籍有关时局的看法,实际上无论阮籍说什么都会被钟会揪出破绽,所以阮籍干脆醉了什么都不说。阮籍向来“口不臧否人物”,要知道魏晋品评人物是风尚,但是阮籍从不评价任何人,这一点让司马昭也称赞他“至慎”;司马昭辅政时,阮籍说过:“我曾经游历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立即派他做东平相,阮籍骑着毛驴上任,拆掉府宅的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轻简之后不过十来天就回京了;司马昭想和阮籍联姻,想为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自知躲不过,于是拼命灌酒,大醉了两个月,没有给人留下交谈的机会,又侥幸逃过一劫。

其实,醉了两个月的阮籍,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不想靠近司马氏,但也不能距离太远;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绝不能明显地站在对立面。

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对待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就是非常强硬的,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对于钟会这种投机取巧,阿谀拍马的小人更是次次挖苦嘲笑,这就已经为悲剧埋下了伏笔;其好友山涛卸任,想举荐嵇康,其实委婉拒接就可以了,但是嵇康写了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昭告天下,这其实是很明显地告诉司马氏他的态度。

嵇康在当时威望很大的,在他行刑当天,三千太学生为他请愿。这样一个人物,公开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会有好结局吗?对于自己的命运,嵇康大概是很清楚的,似乎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广陵散》成为他最后的绝响。他以死亡保全了作为文士的尊严。

穷途恸哭的阮籍,也许你并不懂他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没有那么正直。但是话说回来,嵇康虽然因为正直受人尊敬,但敢于模仿他的人恐怕不多,如有类似境地,大概多数人会选择像阮籍一样保全身家性命。只不过阮籍的许多处理事情的方式在常人看来有些奇怪。

其实,阮籍的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他去给未曾谋面的兵家女吊唁大哭,哭自己与这个少女何其相似:少女正值花季未遇知心郎君即早逝,而他阮籍,满腹才华却一样无处释放。他曾经也是踌躇满志的:“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其十五),书即《尚书》,诗为《诗经》,这两部都是儒家经典,可见阮籍少年时受儒家思想影响是有一定的济世之志的,而现实却是“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咏怀》其三)、“感慨怀心酸,怨毒常苦多”(《咏怀》其十三)、“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咏怀》其三十七)。正因为这样他经常用酒麻醉自己,小酌很美,但醉酒绝对是很痛苦的。

他时常驾车任行,前方没有路了便大哭。他哪里是哭前方没有车马可走的路了,人生之路他走得太纠结、太彷徨、太焦虑了。酒醒来发现已无路可走,怎能不痛哭呢?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其三十三)焦灼的阮籍游走在文士与疯子之间的边缘地带。年少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有些痴呆,只有同族的一个兄长赞扬他有才华,可见,阮籍从小就很难遇到懂他的人。后来的阮籍嗜酒如命、穷途恸哭,试想,即便当时有些文士举止放诞了些,但是在普通人眼中还是有些出格的。正如阮籍母亲去世时,裴楷前往凭吊,阮籍披头散发,箕踞而坐,醉眼直视。裴楷依然尽吊丧礼。有挑事的人就问裴楷:“阮籍都没给你答礼,你又何必这样呢?”裴楷回答地很坦荡,说:“阮籍那样的人物是在礼法之外的,他可以不顾礼法;但我等寻常人在礼法之内,还是应该守礼遵法的。”由此可见,像阮籍那样的“魏晋风度”,终究在普通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多次行为乖张的阮籍,大约的确是有些“不正常”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不正常”给了阮籍安身立命的基础,谁会跟这样一个“痴呆”计较那么多呢?阮籍的醉与哭,扯下了一个文士最后的遮羞布,给自己做了把避难伞。

穷途恸哭的阮籍,也许你并不懂他

即便苟活,内心的纠结与焦虑却从来没停止过。《咏怀》诗中处处可见阮籍的抑郁不平之气:政局黑暗必然导致世风腐败——世事险恶、人情浇薄,在名利物欲面前亲友反目、骨肉成仇都是常有的事。礼法,从来只是统治者使其政权“名正言顺”的武器,可笑他们却以为阮籍之流是“不正常”的。

《咏怀》诗开篇第一首就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那情那景,何等洒脱!然而随即却又说:“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那个阮籍,始终是孤独的——即与司马氏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又不能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文士。没有醉与哭,他内心的焦虑是掩盖不了的。

即便如此,醉与哭式的装疯卖傻也不是万能的。司马昭明明想辅政,但是又推辞,他让阮籍写一封《劝进书》给自己作为舆论上的支持。阮籍又想大醉了事,但是这次司马昭铁了心了非要磨到阮籍的亲笔书,因为阮籍在当时名气很大,如果他能为司马昭“正名”,那么司马昭的阴谋会进行地很顺利。阮籍酒醒之后发现请他动笔的侍从整整齐齐地站了一屋子,也深知这次应该逃不过了。他提笔就写,言不由衷的话也写得脍炙人口。

写完之后,阮籍就彻底抑郁了,数月之后郁郁而终。《劝进书》打破了一个文士最后的防线,那乱世,清醒与糊涂并不那么重要,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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